《叶家有仙名良辰》 第一章 自序 ♂ 词无论婉约豪放，情景交融写的好才是好，或咏史，或野趣，或僧语，或悼亡，或垂钓。 七七，四十九首。本来不过是给天宇小儿暑假背诵而选，然后才编为一集。唐宋至清，耳熟能详囊括于此。 近日偶读秋瑾词虽然词味不足，但多少有些感慨唏嘘。 鹧e鸪g天 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金瓯o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 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言词浅显但那时的女子以身许国者，后人尝忘之多矣。 或有纳兰性德，但词作多有小家子气感。 木兰辞拟古决绝词柬友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骊山语罢清宵半，夜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 这样的词在饮水词里面也就一首而已，还是脱不开完全个人化的局限情感。 第二章 七七词选（1） （一）渔歌子 唐张志和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这首词描写了江南水乡春汛时期捕鱼的情景。有鲜明的山光水色，有渔翁的形象，是一幅用诗写的山水画。 全诗着色明丽，用语活泼，全用白描，生动地表现了渔父悠闲自在的生活情趣。 （二）花非花 唐白居易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 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语意双关，富有朦胧美是这首小诗的最大特点。雾、春梦、朝云，这几个意象都是朦胧、飘渺的，意象之间又故意省略了衔接，显出较大的跳跃性，文字空灵，精炼，使人咀嚼不尽，显示了诗人不凡的艺术功力。 明代著名文学家杨慎词品：“白乐天之辞，予独爱其花非花一首，盖其自度之曲，因情生文者也。”“花非花，雾非雾”，虽高唐、洛神，绮丽不及也。 （三）忆江南 唐白居易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此词写江南春色，首句以一个既浅切又圆活的“好”字，摄尽江南春色的种种佳处，而作者的赞颂之意与向往之情也尽寓其中。 江花江水犹如一幅大写意的泼墨山水画，以虚写实，如梦如幻。以“能不忆江南”收束全词，既托出身在洛阳的作者对江南春色的无限赞叹与怀念，又造成一种悠远而又深长的韵味，把读者带入余情摇漾的境界中。 第三章 七七词选（2） （四）采莲子 唐皇甫松 船动湖光滟滟秋，贪看年少信船流。 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知半日羞。 作者没有描写采莲子的过程，又没有描写采莲女的容貌服饰，而是通过采莲女的眼神、动作和一系列内心独白，表现她热烈追求爱情的勇气和初恋少女的羞涩心情。 这首诗清新爽朗，音调和谐，既有文人诗歌含蓄委婉、细腻华美的特点，又有民歌里那种大胆直率的朴实风格，自然天成，别有情趣，颇见作者纯圆浑熟的艺术造诣。 （五）闲中好 唐郑符 闲中好，尽日松为侣，此趣人不知，轻风度僧语。 可以王维名篇竹里馆媲美！有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之隐趣。 lesresgood goodtobelesreldfree， lldstttepree tsjoooepreed: eesspergtebreee （六）谒金门 南唐冯延巳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香径里，手挼（ro第二声）红杏蕊。 斗鸭阑干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 “风乍起”二句破空而来，在有意无意间，如柴浮水，似沾非著，语加蕴藉。 细致、委婉而又简练、生动的描写手法，把女子的动作和意识与景色融为一体，不着痕迹的高明尤为激赏。 第三章 七七词选（3） （七）虞美人 南唐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脍炙人口，一气呵成而成千古绝唱！赤子之心，天真之词。 唐五代之词，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之词，有篇而无句。有篇有句，惟李煜及欧阳修、苏东坡、柳永、李清照、辛弃疾而已。 （八）相见欢 南唐李煜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人生长恨”似乎不仅仅是抒写一已的失意情怀，而涵盖了整个人类所共有的生命的缺憾，是一种融汇和浓缩了无数痛苦的人生体验的浩叹。 明白如话，不待讲析，自然易晓。他所“依靠”的，不是粉饰装做，扭捏以为态，雕琢以为工，这些在他都无意为之；所凭的只是一片强烈直爽的情性。其笔亦天然流丽，如不用力，只是随手抒写，而成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 （九）相见欢 南唐李煜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将心头的哀愁、悲伤、痛苦、悔恨强压在心底。这种无言的哀伤更胜过痛哭流涕之悲。铿锵有力，富有韵律美，恰当地表现了词人悲痛沉郁的感情。全词情景交融，感情沉郁。 虽上片写景，下片抒情，凄凉的气象，却融会全篇，如起笔“无言独上西楼”一句，已摄尽凄婉的神情，‘别是一番滋味’，也是离愁。剪不断，理还乱，还可形状，这却说不出，是更深一层的写法。” 第五章 七七词选（5） （十三）渔家傲 宋范仲淹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深沉忧国爱国的复杂感情，读之凛凛有生气。 内情外景达到了水乳交融的艺术境界，欧阳修尝称为“穷塞主”之词，边塞词首创者。 （十四）浪淘沙 宋王安石 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佣。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 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只在谈笑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 以词咏史，大气磅礴。自有一番豪迈感慨之气。有借古人之事浇自己块垒之意。 咏史词，以此篇最佳，从个人的际遇引申开去，为无数老了的英雄唏嘘代言，而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的隐达。 （十五）桂枝香 宋王安石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此词抒发金陵怀古人之情，为作者别创一格、非同凡响的杰作。词中流露出王安石失意无聊之时颐情自然风光的情怀。 上阕写登临金陵故都之所见。“澄江”“翠峰”“征帆”“斜阳”“酒旗”“西风”“云淡”“鹭起”，依次勾勒水、陆、空的雄浑场面，境界苍凉。 下阕写在金陵之所想。“蓬”字作转折，今昔对比，时空交错，虚实相生，对历史和现实，表达出深沉的抑郁和沉重的叹息。 全词情景交融，境界雄浑阔大，风格沉郁悲壮，把壮丽的景色和历史内容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自成一格，堪称名篇。 政治家的词和一般词人的词是有显著区别的。今人的一首可做参照。大致还是议论入词，但以一人之文存而令万马齐喑，古今未之有矣！ 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第六章 七七词选（6） （十六）雨霖铃 宋柳永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 以秋景写离情，情景交融；在表现上，以时间发展为序，虚实相生，层层递进，一气呵成。 语言自然明畅，不尚雕琢，以白描取胜，确实表现了一种清和朗畅，意致绵密和秀淡幽绝的风格特色。 （十七）蝶恋花 宋柳永 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词人把漂泊异乡的落魄感受，同怀念意中人的缠绵情思结合在一起写，采用“曲径通幽”的表现方式，抒情写景，感情真挚。 此首上片写境，下片抒情。“伫倚”三句，写远望愁生。“草色”两句，实写所见冷落景象与伤高念远之意。换头深婉。“拟把”句，与“衣带”两句，更柔厚。与“不辞镜里朱颜瘦”语，同合风人之旨。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为第二境。 （十八）望海潮 宋柳永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柳耆卿作望海潮，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 这首词一反柳永惯常的风格，以大开大阖，波澜起伏的笔法，浓墨重彩地展现了杭州繁荣、壮丽的景象，可谓：承平气象，形容曲尽“。这首词，慢声长调和所抒之情起伏相应，音律协调，情致婉转，是柳永的一首传世佳作。 第七章 活着的累 一个永远不能确定也无法把握的未来，让我们不敢懈怠于当下，这其实包含着种种关于社会保障安排的缺漏。 近日，湖南株洲39岁的快递员尹某猝死在株洲合泰大街上，临死前，他坐在地上，告诉路人，“我好累。” 常年超时加班，休息权面临普遍缺失，是快递员群体面临的一个法律现实。据报道，一位快递员表示，11月，他每天6点多上班，一般要工作到晚上12点，除了吃饭时间，相当于一天工作16个小时。这种明显于法有悖的做法，为何能在现实中大行其道，而不以为忤？ 尹某“好累”，但本应无远弗届的法律，显然也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个可以暂且歇息的地方。事实上在更多的时候，在我们社会，谈及休息权，谈及强制休假或带薪休假，都更像是一个笑话，遥不可及，却又煞有介事。这已经不单单是尹某所代表的快递行业所特有的现象了。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研究者发现中国劳动者年均工作2000至2200小时。相比之下，英国人年均工作1677小时。尹某之死，也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们中国人为何老是这么累？ 一说到“累”，我首先想到的居然是某饮料品牌的广告词：“困了累了，就要喝xx”。我所感到费解的是，又困又累，为什么不好好休息一下，而是要通过补充某种能量饮料，重新抖擞精神再投入工作或学习？光凭这个，已足以让人心累不已了。 生活就像一道鞭影，时时在眼前挥动，让我们一刻也不敢停下。这大概就是普通中国人真实的生存状态吧。我不太确定，在中国人的传统中，是不是有一种叫做“吃苦文化”或受虐型性格之类的东西，但不得不臣服于生存的压力，“年轻时卖命挣钱，年老时花钱买命”，却是无可争辩的现实。 这样的现实，大概也正是为什么自上周以来，舆情人心一直被“好累”两个字搅动的缘由了吧。在一个2013年“过劳死”人数已经达到60万人，并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第一大国的国度，尹某之死无非是那数十万分之一的个案吧。相对于更多未被关注的猝死，尹某之所以更轻易地戳中人们的内心，无疑是因为他在倒地之前尚有机会说出的那两个字。“好累”，它让多少人悲从中来，却又无可奈何。 看过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你可能会发现，现实中的中国，每个人活得都不轻松，不消说农妇李雪莲，就连法院院长、县长、市长、省长，看上去都很累。中国人你为什么这么累？“迫于生活压力”自然是最直接的原因。但是除此之外，那令所有人都疲于奔命的，一定不是生活本身的真相。 为什么国家与社会财富日益增长，我们的生存压力却貌似并未明显减低？底层劳动者觉得累，关键还是源于经济发展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与社会保障机制的匮乏；而高企的房价与物价水平，令中产阶层也时时处于拼命工作的状态，不敢稍有松懈；只对上不对下的官场机制，也令一众公职人员觉得累 我宁愿认为，每一个“好累”的人，都有一颗上进的不服输的心灵。但我更希望看到，每一个喊累的人，都可以得到一个制度及法律的呵护与抚慰。在谈及为什么我们社会存在种种矛盾冲突之时，孙立平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体制需要舒展的灵魂”。其实社会也一样。 困了累了，那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第八章 无题 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改判聂树斌无罪，长达21年的沉冤终于昭雪。 评论如潮，网友说得最多的话语是“迟来的正义”。12月3日，人民日报评聂树斌案：正义永恒，提振依法治国信心，文中提到了一位旁听宣判的法学教授说的话：“聂树斌案这块硬骨头都啃下了，还有什么冤假错案不能被纠正？”教授的话颇有深意，这是一块硬骨头，而且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看了聂案那富有戏剧性的过程，我终于明白“这块硬骨头都啃下了”的深意。人民日报文章还说：“聂树斌案再审改判提振了人们对防范和纠正冤假错案的信心，提振了人们对全面依法治国的信心，” 也许我真的老了，当我从网上看到聂案过程中的某些细节后，看到聂母坚持21年申诉的艰难之路，尤其真凶出现后11年的曲折过程，我迷糊了，我疑惑了，我害怕了，别说提振信心，反而感到一丝莫名的恐惧突然袭来。 聂树斌冤案改判并非孤例，早有于英生、佘祥林、赵作海、呼格吉勒图等冤案改判在前，这些冤案得以改判的共同点，就是富有戏剧性和明显的偶然性。有的是被害人出现，有的是抓到了真凶，然而，在现实中，这种俱具有偶然性富有戏剧性的案例到底有多少？被害人只要还活在世上，只要没有客死他乡，也许终有一天会出现，但要抓到杀人真凶，而且能像聂案中的真凶那样敢作敢当，不管威逼利诱决不改口，这样的概率又到底有多大？ 所以，我突然感到恐惧不是没有一点理由。杀人案常有发生，谁都有可能成为某个案件的嫌疑人，也许是我，也许是我的一个亲人，一个朋友，一个同学，一个熟人无论是谁，如果成了嫌疑人，或者成了冤死鬼，能有于英生、佘祥林、赵作海、呼格吉勒图、聂树斌那样的运气吗？被杀的人能起死回生突然出现吗？杀人真凶能被抓获归案，并且敢作敢当指认现场提供证据吗？于佘赵呼聂，为什么明明非己所为却要承认自己杀人，而且都是“供认不讳”，都有承认杀人的口供？难道他们都脑子进水了？他们都活腻了？想到这些，我就感到毛骨耸然。 “迟来的正义”还是正义，但对呼格吉勒图和聂树斌而言，这“正义”还有意义吗？他们还能看到？还能听到？人生在世，最大的意义是什么？是生命。然而，呼格吉勒图，聂树斌，一个18岁，一个20岁，令人羡慕的年龄！多么宝贵的生命！他们不死，还有多少个18岁？还有多少个20岁？就算我这个夕阳西下的年龄，病死不怨，老死不悔，但若冤死于刀下，我凭什么不如窦娥“血溅素练”，“六月飞雪”？ 是否我老糊涂了，都说依法治国了，我还有何惧？从网上透露的资料看，聂案并不十分复杂，21年前案发审理为何就凭漏洞百出的供词给人定罪？判人死刑？更让人愤怒和心寒的是10年后，真凶出现，供出21年前凶杀案，而且还能指认现场，说出符合受害人的某些特征。然而，就这样一个铁证如山的冤案，硬生生地拖了11年，只能说明，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些人多么无惧，他们无惧天地，无惧神明，无惧生命，无惧法律。当他们权力在手时，不把法律当回事，但是他们也许不会想到，等到自己想把法律当回事的时候，也会有人不把法律当回事。这事有先例，就在不远的过去，上点年纪的国人都知道。 30年前有个电视剧杨乃武与小白菜。剧情故事来自于清末四大奇案之一，该案历时四年，几经周折，最后真相大白，冤案昭雪，涉案的100多位大小官员被革职查办，所幸的是，冤案当事人没有被斩立决，平反后得以终老。100多年后，杀人冤案重现，呼格吉勒图被斩立决了，18年后改判无罪，聂树斌被斩立决了，21年后改判无罪；涉案官员也许没有100多人，追责处理的官员大概也许不会再有100多人了。 想起邓亚萍女士说过的一句话：人民日报62年来没有假新闻。为国争光的大英雄，说的话岂能有假？所以，我怎能不依人民日报所说，提振依法治国的信心？但是怎么提振？何时才能提振？于是我想：等到不但平民，肉食者们也知道敬畏法律，敬畏生命，冤假错案少之又少的时候；等到平反冤假错案不靠偶然，不靠运气，没有戏剧性，也跟官员落不落马没一毛钱关系的时候；等到我等草民不再担心平白无故关进号子，不再害怕明知不是自己所为却“供认不讳”的时候。 到那时候，担心下去了，恐惧也消失了，信心不但上来了，我还有百倍千倍的信心呢。你说对不对？ 第十章 好想法坏结果 好的意图有时带来坏的结果，何况某个意图起初还是坏的。只有理解了收入水平真实增长的源头，才能避免心怀善意地弄巧成拙。 通过行政干预来提高劳动人民的收入所得，这一充溢着“爱心”的主张在社会中最直接的实践方式便是对工资水平的立法干涉，其中，世界上最常见的要数“最低工资法”。全球除了新加坡、瑞士、挪威等少数国家无最低工资规定以外，大多地方都或多或少地设置了最低工资标准，并且，此制度的标准线在诸多地区均在冉冉上升。 以美国为例，要求政府推行最低15时薪法令的呼声及游行此起彼伏，纽约和加利福尼亚两大州于2016年春季先后宣布了提高本州最低工资标准的法案，这些法案计划将现在每小时725的最低标准在2022年之前升至每小时15。加州州长杰里布朗（jerrbro）更是手举签署完毕的文件，义正辞严地说道：“虽然最低工资法在经济效率上是说不通的，但它在社会道义上的每一丝一毫都是合理的。” 然而，任何诚实且兼具常识的经济学家，即便在其它方面龃龉不入，都能指出布朗州长此话的问题所在——除非您认为让欠缺技能的初级劳动者面临失业、丢掉收入来源符合您定义的“社会道义”，那您这句话才可谓通顺。 市场中最基本的供求关系已说明，当其它条件不变，一件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上涨会使对此商品服务的需求减少（同时供给增加）；劳动力价格的变化也毫不例外地会产生相应的影响——不信的话，你去找老板要求薪资翻倍，然后观察一下老板的表情是否会对你的报价作出反应。 实质上，最低工资标准限定了劳动力的最低价格，其结果是，生产力水平低于此标准的员工极可能遭逢被辞退的处境，因为他们给企业创造的价值小于企业依法必须支付的最低薪酬。或许，企业通过精简员工、调整工作职责、削减公司福利等方法压缩成本，未致使每一个原薪酬低于新标准的职工统统被解雇，但这类职工总体所面对的失业压力无可避免；他们中的多数人的薪水收入恐怕要因失业而归零了——讽刺的是，这类人正是最低工资法期望“帮助”的对象，结果反倒伤害了他们，不过不用感到惊奇，因为这条法律起初的意图就是伤害。 索维尔（tomssoell）、威廉姆斯（lterllms）等经济学家整理过许多早期最低工资法的材料，展示了当时推行最低工资法赤裸裸的歧视背景。这种针对尚处于底层的异族的排挤，由于近一个世纪前并无今日过为已甚的政治正确，所以这些不良用意被清晰地捕捉留存了下来。 譬如，20世纪初，一位哈佛教授（rtrolbe）如此赞赏澳大利亚的最低工资法：“澳洲的最低工资法有效地保护了澳洲白人的生活水平，让他们很大程度上不必与有色人种在就业市场中发生竞争，特别是与中国人。”；1925年，在尚未全面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经济与工资委员会在报告中称：“尽管没有法律直截排斥原住民的就业，但通过设置最低工资法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因为最低工资标准被设置得非常高的情况下，（普遍技能初级的）原住民将不太可能受到雇佣。”；1925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出台的最低工资法意图明确，就是要把日裔移民从伐木业中驱赶出去；1931年美国政界决定遏制有色人种劳工不断压低白人工会竞争力的势头，颁布了首个联邦最低工资法（dvs-bt），规定了联邦公共建设项目的最低工资标准，关键是将黑人拒之门外。 除了歧视外族，企业利用此法为自己争夺优势地位也颇为常见。例如，1938年，美国实行了全面的最低工资法（frborstdrdst），而推动此法的重要力量来自美国东北地区的纺织厂——这些纺织厂发现自己竞争不过南部地区的同行，主要因为南方纺织厂的劳动力更便宜，然而直接取缔南方的纺织厂是不可能的，它们随即灵机一动：用最低工资法拖累那帮家伙呀！ 迄今，不少商业巨头仍深谙此道，沃尔玛和好市多（st）就屡次鼓吹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反正它们给员工的最低薪水本来就高于它们呼吁的标准，所以更高的标准对它们自身毫无影响，但新标准会强迫原来只支付得起较低工资的中小规模商场抬升薪水，即通过法律加重中小商家的人力成本以达到伤害竞争对手的目的，最终这类中小企业可能不得不裁员，乃至关门大吉。 工会亦是推动最低工资法的主力军之一，但至少在美国，工会向来保护的都是自己工会的会员，而伤害无会籍的工人或是被它们称为“工贼”者都是不手软的（众多黑历史，此文不赘述）。工会依靠最低工资标准可消除掉不少外部的竞争，可就在最近，由于加州准备逐步将最低工资标准升至15时薪，有些工会发现自己的会员也可能要被失业压力所波及了，于是洛杉矶的几个工会已开始向政府申请最低工资法的“豁免权”，换句话说，它们希望自己的会员免受被依法强制涨薪至15的待遇，就维持低于15的现状挺好——这一幕既滑稽，又反映出它们对此法的作用心知肚明。 当然，如今很多支持最低工资法的人不再持公然歧视异族的观点，也不是站在既得利益者一方打击中小竞争对手，但是，无论意图好坏，对缺少技能和经验的初级工人造成的伤害效果是一致的——最低工资法相当于把就业市场中最底部的几级阶梯抽走了，它给很多缺乏教育和技能的人在初入职场时增添了障碍；最底层的阶梯原本能帮助这些处境不佳者获得培训历练的机会，诸如准时出勤、态度端正、与人协同合作等素质并非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常常需要后天习得，可是，最低工资法剥夺了这一在最底层作积累的机会，他们无法与企业自由签约，连一开始都托足无门，何谈往上爬升呢？ 这时大概会有人满怀圣母慈悲地表示：任何工作的人都有权收获足以支撑家庭生活的报酬。且不论这“生活”标准怎么定，事实上很多一开始处于不利地位者皆为年轻人，他们还未组成家庭，这些入门工作本身也非终生供养家庭之职，如若某人工作十年还停留于简单的入门低薪岗位，那几乎可以肯定是此人自身的问题。更何况之前强调过，强制设定最低工资标准只会令他们大量失去机会，而不会让他们每个人的收入魔幻般地上涨。 凡是从善意的立场为最低工资标准辩护都站不住脚，这一点明白易晓。虽然上文只谈及最低工资法，但相信聪明的你能够在干预工资收入的法规上举一反三，有更深入的认识。 再浅举一例，社保是许多国家都强制要求个人和企业缴纳的。现假设一个十分简化的场景，你每月名义工资10，000，扣税缴纳齐全后到手7，500，而企业依法还需为你缴纳4，000，此时看似这4，000是国家通过法律为你争得的福利；如果无强制性的要求，企业怎会额外支付4，000的保障呢？——若这么想就天真了，因为站在雇主的角度，只分用工成本，雇你的开支是14，000，从另一方面说，平均下来每月你创造的价值起码大于14，000（否则此雇佣关系对企业来说是亏本的）。接着假设，你做此工作创造的价值是15，000，企业每月雇你的利润则为1，000[注，那么，如果政府突然取消了强制缴纳的各项费用，企业是否会照老样子继续支付你10，000的名义工资（保有5，000的利润）？ 在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不会的，因为其它的企业看见可观的利润会乐于抬价挖走你；公司给你出价12，000，b公司愿付你13，000，公司给你工资开到14，000在越自由的市场中，你的工资会越接近于你所生产的边际价值——市场中的劳资双方是平等的，企业、老板、资本家越多，员工的议价能力才越强，这个道理并不难懂。因此，出于善心强制企业为员工缴纳的费用，貌似是通过干预为劳动者谋得额外收入保障，其实只是缩减了劳动者拿到手的可支配收入，而那些被征缴上去难以支配的收入大可视其为对劳动者的伤害。[注 许多人对干预收入的法规抱有各种幻想，说到底，是因为不理解人们工资收入水平是缘何而上升的，有的人甚至以为上涨仅仅取决于老板们的慷慨程度——这是格外童真的看法。那么，将通货膨胀的噪音过滤掉，人们真实收入水平的总体上涨源自何处？ 源自生产力的提升；资本的投入、技术的革新、工具的改进、人员的熟练等等提高了生产水平，让商品更加丰富充盈、更加物美价廉，使得人们手中等值的钱能够拥有更高的购买力——这才是人们变得更为富裕、真实收入水平总体上升的根源。 若干预收入的法规真能使人收入上升摆脱贫穷，那直接建议非洲穷国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强制当地企业多缴各种费用，非洲人民的贫困问题、生活保障问题岂不迎刃而解了？把最低工资标准直接升到每月1，000，000，人人岂不都成百万富翁了？——是的，只需稍加归谬，便可轻易看出其中的荒诞之处。 人们变得富裕、收入的提高都不是一纸法令推动的，而是靠自由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只要符合自由的伦理，即没有欺诈或强迫，雇主与工人之间的自由签约一定是双赢的，有了起点才有未来改善境遇的无限可能——自由方是繁荣的基石、幸福的源泉。 时常有人将企业支付给工人的钱低于工人创造的价值诋毁为“剥削”，这种不健康的观念亟需纠正。要知道，有利润，才吸引投资，有了投资，最终才有经济的运转和发展等等等等，这才有的就业啊。 不谈应该与否，各种“缺口”已非新闻，例如，美国的fdedlbltes是以万亿美元为单位计的；即便没有违约、顺利拿回，恐怕也早已贬值。 第十二章 金融之祸之惑 金融业占gdp8，当仁不让坐上中国头把交椅，成为这几年发展最快的行业！同时，金融业也成了最动荡、最令人揪心、最让人说不清的行业！ 曾忆否：千股涨停、千股跌停、千股停牌、短命的熔断机制、ms三拒股? 还没有抹去去年8月份汇改的创伤，令人心惊胆颤的1月份汇灾又驾到！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就像一块沉重的石头一直压在心底，人民币还有未来吗？ 互联网＋、p2p、p2、o2o、b2、b2b、2、x2x?一大堆怪东西忽悠了国人多少财富，扭秧歌的大妈成天都在互联网＋，匹凸匹，最后连棺材本都赔了? 人民币离国际化的路越走越远：据sft，从去年8月至今，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占比依次为：279，245，192，228，231，245，176，188，182，19。mf6月30日发布的全球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fer）报告，在2016年第一季末的全球已分配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比6359，欧元2037，英镑479，日元408，加元195，澳元190，瑞郎028，其他货币304(人民币的占比肯定不及瑞郎028，少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在英国投票脱离欧盟后，全世界的中央银行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所有银行股都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中。这中间当然有中国的央行。中国的银行业面对的不良贷款率官方数字已超2，实际数字外媒说已达gdp40。如果信贷继续以15-18的速度增长，bedford估计中国银行体系的贷存比一年将提高3-5个百分点，大约三年后中国银行贷存比将达到95。 债市连环违约，千亿债券取消发行，评级频遭下调。债券违约风暴持续，一级市场进入冰封期，越来越多的违约案例推升了企业的融资成本，截至4月27日15:00，4月中国企业至少有103只债券共10091亿元推迟或取消发行。2016年至今，已有11个债券发行主体共计22只债券发生违约事件。中国债务违约的魔盒已经打开，信用债违约呈现“过山车”行情。 2015年中国债券市场债券余额464万亿元，同比增长约30，中国成为继美、日之后的全球第三大债券市场，但是，金融债在市场中独占鳌头、投资者以商业银行为主、银行间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债券期限结构趋于短期化，衍生品市场发展缓慢?中国发现全球债券指数的编制机构比ms更难以取悦，中国债券市场问题绝不比股市问题少。高得离谱债务杠杆(是gdp308)，每月天量的债务置换，高投资、高负债的恶性循环?? 中国理财产品大热，堪比美国次贷危机前夕的盛况。过去几年，由于理财产品的利息明显高于银行存款利息，中国国内居民纷纷把储蓄投向该类产品理财产品。据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数据，2015年末，理财产品余额从三年前的71万亿元人民币激增至235万亿元（36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gdp的35，招商银行和光大银行等中型银行的资金来源尤其依赖理财产品。 还有无孔不入、铺天盖的非法集资：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进行包装宣传，并邀请名人、专家、学者、官员等站台造势。跑路的，财富管理公司崩盘的，从泛亚到e租宝再到中晋??助纣为虐的不光是媒体、甚至还有丧尽天良的官员。 中国金融业发展步伐太快，几乎所有人都跟不上。监管者、砖家、叫兽、玩家、老百姓都被远远抛在后面！金融业可不是好玩的，弄不好可能是大灾难！ 什么原因铸成了以上的金融乱象： 一国人向来擅长＂抄袭＂和＂山寨＂，却缺乏＂创新＂精神！ 小如企业产品品牌，大如国家改革政策。或者应该叫＂学习＂抑或＂模仿＂更好理解些。但这不是缺点，相反在一定历史时期还是优点，大大的优点。别人的正确理论和成功经验为什么不去学习，难道要重来一遍！古今中外，后进国家追赶速度都是比较快的，近代如德国、日本，当代如中国，持续多年gdp以双位数增长，2015年gdp是1980年的147倍。 原因是什么，不是后进者多聪明、多努力(当然聪明努力很重要)，而是因为学习有现成的模仿，当然速度较快！但创新就不一样了，什么都没有，全靠自己去摸索！中国已发展到世界第二，该学的差不多都学完了，我们要继续走下去，走在别人的前面，只有不断去试错，去创新！国人缺乏创新能力吗，不，是缺乏创新精神，喜欢躺在历史的功劳薄上！如果国人拿出＂闯＂的精神，还怕金融领域的乱象治不了吗！虽然别人不再有现成答案，但我们不断试验，锲而不舍，最终探索出解决之道，来引领世界人民向前进！ 二国人喜欢＂等＂，等着别人犯错误、给机会。 前进是相对概念，别人栽倒了，不动了，我们既使是乌龟爬行，也算发展；别人失误了，在快速后退，我们退得稍慢一点，也是发展！中国因此获得多次成功，特别是这次：1??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拖累了美联储迟迟不敢加息2??忽然英国脱欧了，英国、欧盟地震，世界战略向中国倾斜3??日本还在房地产泡沫中沉睡4??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俄罗斯、巴西等因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低迷已萎靡不振。中国＂等＂的战略又一次等出了希望：我们还可以放水，还可以宽松，还可以通胀，甚至还可以继续投资拉动，土地财政也还可以继续依赖！ 三尽量在现有框架下继续实现经济高歌猛进，退而求其次也要中高速发展！ 只要不伤筋动骨、不壮士断腕就行！在稳定基础上前进，你好，我好，大家好，何乐而不为呢？想法固然可佳，但现实做得到吗？矛盾的不断积累，终有一天需要壮士断腕！如金融领域的很多问题：债务问题、银行呆死帐、民间融资难、汇率管制、注册制等等?? 四多重目标 政府的任务一向是多目标的，既要稳定，又要发展；既要提高财政收入，又要减税；既要加大民生支出，但又不能减少行政费用；僵尸企业要出清，但又不能失业；要壮大民企，但又不能减少国企；既保汇率，又保资产??多重目标很容易会导致什么目标都不能实现！现实很残酷，虽然梦中很理想！ 五中国的精英在哪里？ 金融乱象中暴露出的很多问题，凸显中国缺乏财经领域特别是金融领域的专才、奇才和全才！以至漏洞百出，连插屁股都插不干净？比如去年的股灾及后来上演的救市！壮哉悲哉呜呜哀哉！中国缺少精英人才吗？从球员水平高于裁判可以得出答案：中国不缺精英人才！那就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吧！但是这帮人脱颖而出后谁能驾驭？他们可是有思想、有能力、有主见！ 元政府把臣民划分为十级：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儒生排在社会第九位，比娼妓的地位还低。元朝之所以低视儒生（知识分子），就是担心他们有思想、不盲从。 敢不敢用知识分子，不仅挑战管理者的胆识、胸襟，更叫板管理者的能力和水平！ 六关于＂放＂的学问！ 如果要用一个字概括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那就是＂放＂字！1??放开手脚，到市场角逐，积极性创造力瞬间井喷！2??向世界开放，搭车＂to＂，从此开启中国发展最快的黄金十年！中国成功在于放，不成功当然是＂不放＂或＂放得不到位＂。放就是去行政化，减少甚至不干预！＂行政化＂几乎是一切经济领域的弊端，金融市场更是如此，银行、股市、汇市、债市哪里没有一只看得见的手在乱摸！最近证监会说对符合条件的贫困地区企业po、再融资和重组给予适当倾斜，开辟绿色通道。看来要股票市场完成脱贫任务？要股民买单扶贫！这是明显的行政干预！央行出手维稳：境外机构开展人民币业务也要交风险准备金，德国商业银行分析师认为这种做法类似于托宾税，是典型干预外汇市场！被誉为世界上最大权力的po审批权，更是行政权的滥用，显然与注册制背离！钱军认为：在现有上市机制下，一家企业上市的那一天，就是它走下坡路的开始。要改变这一点，必须实行注册制！ 七监管 不要说缺乏监管的能力，连监管的意识都没有。到真的要监管时，拿什么监管。最近有两则消息非常耐人寻味。一则是红十字会还要讨论要不要进行独立第三方审计？红十字会都成立年了，居然一直没有独立第三方审计，现在还在讨论要不要的问题！简直可笑之极！另一则是证监会设立内审部，中国股市从1991年运行到现在，二十五了，诺大的证监会还没有内审部，岂不叫人笑掉大牙！中国的监管在哪里！金融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具备所有经济行业中最严格的监管！＂一行三会＂在中国运行了多年，许多方面需要大踏步改进，以适应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 八换届 由于明年党的换届选举，估计在换届之前，官员回避风险的态度和谨慎的作风有可能导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的停滞不前和有关机构的停摆。 第十三章 司法千年痼疾 2016年12月2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改判聂树斌无罪，又一积年老案成功翻案。至于聂树斌案，更是出现了公诉史上极为罕见的诉辩双方角色互换的场景。 2016年12月2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改判聂树斌无罪，又一积年老案成功翻案。近二十年来，这类故事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多次刺激下，渐渐麻痹了人们的神经：佘祥林杀妻案，入狱十年后妻子却生龙活虎的归来。49毛纺厂女厕女尸案，报案者呼格却莫名其妙的成了杀人凶手。至于聂树斌案，更是出现了公诉史上极为罕见的诉辩双方角色互换的场景。 现代刑事司法制度的建立，除了惩治犯罪以外，最重要的功能是保护使无辜者不受无妄之灾。但在这些案件中，很可惜，现代刑事司法制度的这一功能似乎在实现上出了一些问题。 据最-高-检-察-长曹建明透露，2013年以来，我国无罪判决率仅为0016，而在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中，这一数字一般在4左右，英美法系国家则多为25。就近十年来改判的案件来说，很多是出现“亡者归来”和“真凶再现”这样的罕见情形，才得以沉冤得雪。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诸多现实问题，议论者们早有高见，反复讨论也不过拾人牙慧。细看聂案，会发现，一些似曾相识的问题，不仅出在聂案上，更是源远流长，在传统中华法系占主导地位的古代社会判案史上也屡见不鲜。 跑偏的口供中心主义 现代证据法学，讲究证据互相印证。在严谨的现代刑事诉讼中，口供是被严格限定的证据种类，而在中古时代却恰恰相反。中国古代的诉讼程序中，被告人口供是证明力最强大的证据，得不到被告人的自认，审判者一般不能轻易判决。在司法鉴定手段和证据法学都极为落后的古代，审判者判断证据的证明力完全依靠其个人好恶和业务水平。而收集各类证据组成证据链亦是非常困难的工作，因此让被告人干脆的认罪，成了迅速结案的捷径。 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显示，在以法家治国的秦代“凡讯狱，必先尽听其言而数之，”意思是审讯当事人乃是一个案件的必要前提。秦简中的封诊式一篇，就记载有二十多份庭审笔录。为了能让审讯结果更加精确，古人还发明了“五听”这一绝学，要求审判者问讯时能做到细致观察当事人的表情、声音、动作等。可见在古代若是想做一个负责任的法官，不但要熟读法律条文，还非得练就一手“读心术”不可。毕竟，那个时代，还没有犯罪心理学一说。 对口供的病态追求，本意是保护被告者的权益。法律对口供的强制要求，是对审判者绝对裁量权力的唯一一道防线。但是，机械的规定必然影响工作效率，因此，古代立法者亦对经审讯后得不到口供的情况做出了规定。唐宋以后的法典中都规定，在无法得到被告人供认的情况下，可以“据众证定罪”。“众”表示三人以上，也就是说需要凑足三个以上的证人，并且众口一词的指认被告人，才能将其定罪论刑。在大多数连一个证人都不可能存在的案件中，要执行这一规定，这无疑是极其困难的。 清史稿中就不无无奈地提道：“断罪必取输服供词，律虽有众证明白，即同狱成之文，然非共犯有逃亡，并罪在军、流以下，不轻用也。”意思是法律虽然有“众证明白”的规定，但一般没有被告人的口供，要想定罪是极为困难的。诚如斯言，在法律明文规定无言证不得定罪的情况下，如果被告不认罪又没有足够的证人，莫说使无辜者蒙冤，就是要将真凶绳之以法也是极为困难的。然而，没有任何难题难得倒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古代的司法工作者自有他们的制胜法宝，那就是刑讯。 对口供的病态追求 阴魂不散的刑讯逼供 法庭审判不是有奖竞猜，面临牢底坐穿的风险，没有谁会主动认领指控的罪名。因此古代法律允许下的刑讯逼供，就成了当时司法工作者主要且唯一的侦缉方法。 从现存资料看，中国刑讯史最早起源于西周，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出现了系统的关于刑讯的法律规定。秦律封诊式记载的秦代刑事司法程序中，被告人拒绝供认，经过语言恐吓后仍不认罪的，即可动手上刑，但刑讯手段必须记录进庭审笔录。到唐代以后，对刑讯逼供有了更详尽的规定，不止更加严格的限制了刑讯的、次数方式、条件，而且规定了不适用刑讯的人群。至宋代则更为完善，甚至明确的规定了因刑讯导致嫌犯伤亡，司法人员需承担刑事责任。然而封建专制政府不以法制为要务，每每以震慑社会为目的而大兴狱讼，使法典的规定往往沦为一纸空文，对刑讯幅度的规定就更是形同虚设。如汉代司法人员刑讯时，动辄抽打数千次，常常把被告者打得不成人形，如此酷刑就是超人也难以承受，何况无辜良民？广泛存在的非法刑讯也成了中国古代司法史上的第一大顽疾。 合法刑讯的手段一般为用竹条抽打臀部，如唐律中就对刑具和抽打部位有严格规定。尽管如此，可历史上各种稀奇古怪的刑讯手段还是屡见不鲜。 魏书刑法志记载了北魏年间的情况，当时的州县普遍对被告人使用大枷卡脖子的做法，另外又加以大石吊坠于被告颈上，或者干脆让狱卒上阵暴打，因此造成大批冤案。而与之对峙的南朝也毫不落下风，先有断食逼供的“测罚”法。而后又发明了“立测”，即让被告站立于两足大小的土墩上，每天站两次共四个小时，且每七日鞭打一次，被告只有扛住了一百五十次的鞭打，才算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唐代武则天时期重用酷吏，其时的刑讯常用醋灌鼻子、瓮中火烤这样的残酷手段。酷吏索元礼更是发明了“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这些极富创意的逼供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法定刑讯不止是适用于被告，也同样可以适用于原告，甚至证人。当原告出现诬告嫌疑时，就可能因此受到拷打。与案情毫不相干的证人，在不能如实说明案情时，也同样会吃鞭子。如汉代酷吏杜周每次办案时都会大举搜捕案发地附近的居民作为证人，并施以拷打，史载数万人无故被殴。可以说在中国古代，一场诉讼中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在以地方官衙门为中心的数百里内，人人都可能被痛打。而对于中国古代的酷吏来说，一言不合就动手，没有什么事是打一顿不能解决的，如果有，那就再打一顿。 刑讯逼供 关键是司法被权力左右 难道不可以无罪结案吗？对于中国古代的司法工作者来说这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对于当时的统治来说，犯罪分子是宁可杀错三千，也不能放过一个。尽管中国法制思想史上一度出现了“疑罪唯轻”占上风的情况，但随着专制权力的日渐加强，铁腕打击犯罪才是刑事政策惯用逻辑。毕竟，对封建君主来说，刑法对民众的镇压功能是远比对民众保护功能重要的，只要可以威胁其统治的不安定分子被消灭，死几个良民也无伤大雅。而与行政权力高度合一的司法权力，很难发挥其独立的作用，只不过是统治者维持统治的工具罢了。 一个案件的判决，往往牵涉到一个地区的大小官员，无数人的乌纱帽。政治利益面前，无辜者的权益显得无比渺小，这也成了古代冤案层出不穷的原因。不分贵贱，从社会底层的小女子窦娥，到庙堂之上的丞相李斯，都可能被野蛮的司法体系践踏。这样的社会，注定是人人自危的。 祖先们的负面司法遗产或多或少的影响到了我们今天的司法工作者们，过度偏重口供、非法刑讯和司法受行政干预的问题仍然存在。一万句口号也不如行政权力对司法体系退一步，否则自古以来各种冤案的教训就一直没有被吸取。 第十四章 不低头 金融业占gdp8，当仁不让坐上中国头把交椅，成为这几年发展最快的行业！同时，金融业也成了最动荡、最令人揪心、最让人说不清的行业！ 曾忆否：千股涨停、千股跌停、千股停牌、短命的熔断机制、ms三拒股? 还没有抹去去年8月份汇改的创伤，令人心惊胆颤的1月份汇灾又驾到！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就像一块沉重的石头一直压在心底，人民币还有未来吗？ 互联网＋、p2p、p2、o2o、b2、b2b、2、x2x?一大堆怪东西忽悠了国人多少财富，扭秧歌的大妈成天都在互联网＋，匹凸匹，最后连棺材本都赔了? 人民币离国际化的路越走越远：据sft，从去年8月至今，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占比依次为：279，245，192，228，231，245，176，188，182，19。mf6月30日发布的全球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fer）报告，在2016年第一季末的全球已分配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比6359，欧元2037，英镑479，日元408，加元195，澳元190，瑞郎028，其他货币304(人民币的占比肯定不及瑞郎028，少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在英国投票脱离欧盟后，全世界的中央银行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所有银行股都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中。这中间当然有中国的央行。中国的银行业面对的不良贷款率官方数字已超2，实际数字外媒说已达gdp40。如果信贷继续以15-18的速度增长，bedford估计中国银行体系的贷存比一年将提高3-5个百分点，大约三年后中国银行贷存比将达到95。 债市连环违约，千亿债券取消发行，评级频遭下调。债券违约风暴持续，一级市场进入冰封期，越来越多的违约案例推升了企业的融资成本，截至4月27日15:00，4月中国企业至少有103只债券共10091亿元推迟或取消发行。2016年至今，已有11个债券发行主体共计22只债券发生违约事件。中国债务违约的魔盒已经打开，信用债违约呈现“过山车”行情。 2015年中国债券市场债券余额464万亿元，同比增长约30，中国成为继美、日之后的全球第三大债券市场，但是，金融债在市场中独占鳌头、投资者以商业银行为主、银行间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债券期限结构趋于短期化，衍生品市场发展缓慢?中国发现全球债券指数的编制机构比ms更难以取悦，中国债券市场问题绝不比股市问题少。高得离谱债务杠杆(是gdp308)，每月天量的债务置换，高投资、高负债的恶性循环?? 中国理财产品大热，堪比美国次贷危机前夕的盛况。过去几年，由于理财产品的利息明显高于银行存款利息，中国国内居民纷纷把储蓄投向该类产品理财产品。据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数据，2015年末，理财产品余额从三年前的71万亿元人民币激增至235万亿元（36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gdp的35，招商银行和光大银行等中型银行的资金来源尤其依赖理财产品。 还有无孔不入、铺天盖的非法集资：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进行包装宣传，并邀请名人、专家、学者、官员等站台造势。跑路的，财富管理公司崩盘的，从泛亚到e租宝再到中晋??助纣为虐的不光是媒体、甚至还有丧尽天良的官员。 中国金融业发展步伐太快，几乎所有人都跟不上。监管者、砖家、叫兽、玩家、老百姓都被远远抛在后面！金融业可不是好玩的，弄不好可能是大灾难！ 什么原因铸成了以上的金融乱象： 一国人向来擅长＂抄袭＂和＂山寨＂，却缺乏＂创新＂精神！ 小如企业产品品牌，大如国家改革政策。或者应该叫＂学习＂抑或＂模仿＂更好理解些。但这不是缺点，相反在一定历史时期还是优点，大大的优点。别人的正确理论和成功经验为什么不去学习，难道要重来一遍！古今中外，后进国家追赶速度都是比较快的，近代如德国、日本，当代如中国，持续多年gdp以双位数增长，2015年gdp是1980年的147倍。 原因是什么，不是后进者多聪明、多努力(当然聪明努力很重要)，而是因为学习有现成的模仿，当然速度较快！但创新就不一样了，什么都没有，全靠自己去摸索！中国已发展到世界第二，该学的差不多都学完了，我们要继续走下去，走在别人的前面，只有不断去试错，去创新！国人缺乏创新能力吗，不，是缺乏创新精神，喜欢躺在历史的功劳薄上！如果国人拿出＂闯＂的精神，还怕金融领域的乱象治不了吗！虽然别人不再有现成答案，但我们不断试验，锲而不舍，最终探索出解决之道，来引领世界人民向前进！ 二国人喜欢＂等＂，等着别人犯错误、给机会。 前进是相对概念，别人栽倒了，不动了，我们既使是乌龟爬行，也算发展；别人失误了，在快速后退，我们退得稍慢一点，也是发展！中国因此获得多次成功，特别是这次：1??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拖累了美联储迟迟不敢加息2??忽然英国脱欧了，英国、欧盟地震，世界战略向中国倾斜3??日本还在房地产泡沫中沉睡4??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俄罗斯、巴西等因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低迷已萎靡不振。中国＂等＂的战略又一次等出了希望：我们还可以放水，还可以宽松，还可以通胀，甚至还可以继续投资拉动，土地财政也还可以继续依赖！ 三尽量在现有框架下继续实现经济高歌猛进，退而求其次也要中高速发展！ 只要不伤筋动骨、不壮士断腕就行！在稳定基础上前进，你好，我好，大家好，何乐而不为呢？想法固然可佳，但现实做得到吗？矛盾的不断积累，终有一天需要壮士断腕！如金融领域的很多问题：债务问题、银行呆死帐、民间融资难、汇率管制、注册制等等?? 四多重目标 政府的任务一向是多目标的，既要稳定，又要发展；既要提高财政收入，又要减税；既要加大民生支出，但又不能减少行政费用；僵尸企业要出清，但又不能失业；要壮大民企，但又不能减少国企；既保汇率，又保资产??多重目标很容易会导致什么目标都不能实现！现实很残酷，虽然梦中很理想！ 五中国的精英在哪里？ 金融乱象中暴露出的很多问题，凸显中国缺乏财经领域特别是金融领域的专才、奇才和全才！以至漏洞百出，连插屁股都插不干净？比如去年的股灾及后来上演的救市！壮哉悲哉呜呜哀哉！中国缺少精英人才吗？从球员水平高于裁判可以得出答案：中国不缺精英人才！那就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吧！但是这帮人脱颖而出后谁能驾驭？他们可是有思想、有能力、有主见！ 元政府把臣民划分为十级：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儒生排在社会第九位，比娼妓的地位还低。元朝之所以低视儒生（知识分子），就是担心他们有思想、不盲从。 敢不敢用知识分子，不仅挑战管理者的胆识、胸襟，更叫板管理者的能力和水平！ 六关于＂放＂的学问！ 如果要用一个字概括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那就是＂放＂字！1??放开手脚，到市场角逐，积极性创造力瞬间井喷！2??向世界开放，搭车＂to＂，从此开启中国发展最快的黄金十年！中国成功在于放，不成功当然是＂不放＂或＂放得不到位＂。放就是去行政化，减少甚至不干预！＂行政化＂几乎是一切经济领域的弊端，金融市场更是如此，银行、股市、汇市、债市哪里没有一只看得见的手在乱摸！最近证监会说对符合条件的贫困地区企业po、再融资和重组给予适当倾斜，开辟绿色通道。看来要股票市场完成脱贫任务？要股民买单扶贫！这是明显的行政干预！央行出手维稳：境外机构开展人民币业务也要交风险准备金，德国商业银行分析师认为这种做法类似于托宾税，是典型干预外汇市场！被誉为世界上最大权力的po审批权，更是行政权的滥用，显然与注册制背离！钱军认为：在现有上市机制下，一家企业上市的那一天，就是它走下坡路的开始。要改变这一点，必须实行注册制！ 七监管 不要说缺乏监管的能力，连监管的意识都没有。到真的要监管时，拿什么监管。最近有两则消息非常耐人寻味。一则是红十字会还要讨论要不要进行独立第三方审计？红十字会都成立年了，居然一直没有独立第三方审计，现在还在讨论要不要的问题！简直可笑之极！另一则是证监会设立内审部，中国股市从1991年运行到现在，二十五了，诺大的证监会还没有内审部，岂不叫人笑掉大牙！中国的监管在哪里！金融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具备所有经济行业中最严格的监管！＂一行三会＂在中国运行了多年，许多方面需要大踏步改进，以适应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 八换届 由于明年党的换届选举，估计在换届之前，官员回避风险的态度和谨慎的作风有可能导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的停滞不前和有关机构的停摆。 第十五章 天下为公抑或天下为家 “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本来是礼记依据过往历史和传说提出的两种社会形态，由于这两种形态既关乎由仁义引导的道德价值秩序，又关涉由礼法建构的社会政治秩序，因而随着历史变化的需要，不断被学者做出新的解释，其涵义也不断得到分梳和丰富。其中，特别值得重视和辨析的，是孟子的“仁政”“王道”政治观，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天下如一家，中国如一人”的思想命题，它们在历史上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且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所理解的世界“大同”的主要思想构件，但正是“大公无私”的大同理想让我们陷入“乌托邦”的空想和灾难。今天，要让传统的天下观尤其是“天下为公”的理念发挥积极的合理的作用，就要结合中国历史上的两大矛盾——“舟水”和“夏夷”，对上述观念及其问题加以辨析，既在政治上明确“谁之天下”以及“如何实现”的问题，又传承并创新其中的人文道德价值和哲学思想。聚焦于“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的论题，也有利于廓清当前围绕传统思想文化展开的各种论争。 关键词：天下为公天下为家公私一家一人 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持续的冲击下，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总体性的变化，莫过于传统的“天下”观：天下不再限于秦朝以来“天下国家”合一的中国疆域，而扩展至整个世界;即使人们仍然习惯于把中国称为天下，那个过去一直作为统治天下之合法性的“天子”，却连同帝制一起被废黜了。 正因为近代以来中国所经历的这一革命性变迁，以“天下为公”作为价值指向和理想的传统天下观，非但没有被丢弃，反而发挥了远比历史上更大的影响力：它既昭示着一种完全不同于“家天下”的主权在民的新社会新秩序，又以其丰沛的人文道德意涵，鼓舞着中国人对民族和国家命运的担当，乃至产生为人类做出贡献的崇高责任感。 然而，吊诡的是，就社会形态而言，“天下为公”本来指的是“大同”社会，但是当着我们以“大同”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把“公”“私”对立起来，搞“大公无私”，却一度陷入“乌托邦”空想，造成极大的灾难性后果。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最高执政者以务实的态度承认社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引进并推广市场经济，把社会发展目标定为“小康”，使社会各方面都发生重要变化，经济上的崛起更是举世瞩目，这大大地激发了中国人的“天下”意识和“家国”情怀，传统思想资源得到高度重视，而从中引出的观念和论点也形形色色。 面对在国内推进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重建文明秩序，在国际上维护和改进二战以来的现代国际秩序、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创造条件这两大任务，我认为，“天下为公”依然能够为我们提供思想资源和价值观的支持。聚焦于“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的论题，也有利于弄清围绕传统思想文化的各种解读和争论，廓清弥漫其上的迷雾。这就需要我们对“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的论题做出历史梳理和理论解析，因为它们的基本涵义虽然源于儒家典籍，却非一次性给定的，而是一个在历史上不断获得新的意蕴的开放性命题。 一 如所周知，“天下为公”语出礼记“礼运”篇：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紧随上面这一段的，是对“天下为家”的社会状况的描述：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两段话今人皆耳熟能详，前后对照理解，也应无大碍。依据以往历史和传说而提出的“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从权力产生和社会治理的角度看，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天下为公”之“为公”，是为天下所有人，而不偏私于一部分人。然则天下的主体是谁?是尧舜，还是天下所有人?尧舜是传说中德行高尚的帝王，并见于尚书等典籍，他们作为帝王，是因为有德而获得推举的结果，借用周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念，也可以说他们得到了天的赞许和襄助，秉承了天道之公，维护所有人的生产生活，让所有人都能安居乐业，而非把天下当作自己的私产。因此可以说，天下虽然名义上是尧舜的，实际上却属于天下所有人，“天下为公”故可以理解为天下为所有人共有共享。 孟子中有一大段与此相关的对话，颇有价值，亦颇堪玩味：万章问孟子：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1]他还引证尚书“泰誓”中的那句名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表明，在孟子看来，禅让制虽然形式上是两人相让，却非私相授受，而是向天荐人，天虽不言，而人之做人做事必昭示于天、昭示于人，故德才兼备之人必广为人道、信誉昭著，乃至如舜一样为众人推举。 上古时代这种禅让制到大禹之后就戛然而止，历史由包括尧舜之世的五帝时代，进入到史称夏商周的“三代之治”，最高权力也变成了世袭。禹推荐的益未承大位，即位的是禹的儿子启，孟子的解释同样是“天与”和“民与”，因为“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但问题在于，启或如此，而后世之帝王未必如此，世袭却成了历数千年而不变的制度。如果说尧舜之世真正属于“天下为公”，顺天应人、替天行道;那么，后世的朝代及其帝王，即使声称“奉天承运”，通常却是打天下坐天下，其“天下为家”固然可泛指百姓各为其家，但更是指天下(国家)为一家一姓世袭之君主所拥有、所统治，是君主之“父传子，家天下”。 ——这就既涉及权力世袭的合法性，更涉及一个大问题，就是天下是谁的?如果说是君主的，那么，民众的意志、愿望和利益，又如何得到体现和保障?也正是这两个问题，导致了不同的天下观尤其是天下政治观。 我们先来看“天下”这个词汇。 一般而言，“天下”是具有直观性并富有想像空间的概念，一方面，因其直观性和经验性，人们所指称的天下，必定随着人的活动及视野的范围而扩展或收缩，并无明确的边界;另一方面，天下不仅不能被人一览无余，而且似乎至大无外，因为地平线总是可以向后推移。所以，从原则上说，与所谓“普天之下”相对的，是广阔无垠的大地、山河等自然地理的存在。只不过这个自然地理的存在早已不是洪荒世界，而有人生息繁衍于其间;因为有人，所以也就有了人“参天地，赞化育”的活动及其成果，有了一定的文化和价值秩序的意涵。于是，天下就不是单纯的自然地理概念，而是由大地、山河和人类共同构成的人世间。 从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天下或治或乱的不同情况，如同所谓“世道清明”或“世道混浊”，并有了“平天下”和“治天下”的问题，——但这表明天下既不是一个现成的自主性系统，也不是可以由人随意揉搓的泥巴或面团。打个比方，“天下”就好像黄河长江，虽然被各种地势所形塑，蜿蜒曲折，但奔流到海的大方向终究未变;也好像“沉默的大多数”，平时几乎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也常常有人代其发声，但你仍然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生命意志和神情，甚至能够听到他们无声的呐喊。 于是，对上述现象的不同感受与解读，便在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天下观中，促成了两类影响最大的天下观： 一类是夏商周以来特别是秦以来统治者的“天下国家”观。流传后世的典型说法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天下于是有“主”有“客”(或“仆”)，君王是主，百姓是客;也有了“中心”与“边缘”，君王及其所在的京畿之地是中心，中心外围就是边缘。典型的如西周，“天下”属于周天子，“国”“家”作为分封的领地则分别属于诸侯和卿大夫，“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3]。因利益不同，国与国之间，家与家之间，还须“城郭沟池”相互隔离、自我防御，并难免“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在秦朝以“郡县”代替“分封”、使“天下”“国家”得以重合之后，原来的诸侯和卿大夫不存在了，而统治者与广大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却变得普遍和显著起来，于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成为“打天下坐天下”的帝王及其官僚们不得不惦记的严重教训。 另一类是儒家的天下观。“天下”是依托大地、山河和民众，关乎世道人心、伦理与政治的总体性存在，它虽无现成的自主性，却有其内在之道，这就是“仁”道，循道而行，可以达到“天下文明”或“天下归仁”;逆道而行，则会造成天下崩解、生灵涂炭，但这不可能持久。周易“文言传”有“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之说;尚书“舜典”赞扬舜“睿哲文明，温恭允塞(诚实)”。唐代孔颖达注疏这里的“文明”为“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经天纬地”是为自然和社会立法，“照临四方”则意为驱走愚昧，“人文化成天下”。儒家以“野蛮”还是“文明”来区分“夏夷”，亦说明天下在文化价值上有文野高下之分;“天下归仁”则是孔子对文明的根本性理解。孔子由天人关系和人际关系对“人”所做的本体性把握，即“仁”的观念和“仁道”原则，礼则是仁外化而成的社会规范。 孔子本人不曾有公羊学的所谓“三世”说，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他的生平志向不是尧舜之世，而是恢复周代的礼乐文明，是“克己复礼”：“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4]。比照后人假托孔子提出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世和天下为家的小康世，孔子要实现的“仁”道理想，显然不是前者而是后者[5]。 在先秦或秦汉之际的儒家看来，从天下为公到天下为家，当然是历史的倒退，但是，家天下虽然不是公天下，最高权力实行的不是禅让制而是世袭制，只要君主能够“谨于礼”，“著其义”，“考其信”，世人因之都能各安其位、各尽其力，得到自己应得的利益，相互之间相安无事，家家都能安居乐业，社会在整体上就可以达到和谐有序，实现儒家期盼的人文价值秩序。 ——这里一个微妙却重大的区别在于，在儒家看来，在“天下为家”的政治制度中，也可以让“天下为公”的道德取向尽可能地体现出来，这样，帝王的“家天下”就不等于“私天下”。儒家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君主和民众都要接受孔子仁道的教化，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而关键中的关键，则是“引君当道”，即孟子说的“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6]后来，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被广为称道和吟诵，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一观点。 孔子之后，周游列国，劝诫诸侯们行仁义、施仁政(亦称“王政”)，试图让天下为家的政治制度最大限度地体现出天下为公的道德价值的，正是孟子。 孟子大大地推展了孔子的仁学，从伦理性的仁义中引申、转换出政治上的仁政和王道。孟子认为：仁乃人之安宅，义乃人之正路。因而人人都要居仁由义。而“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并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 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他还特别强调：“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甚至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因为历史的经验教训即为：“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上面引述的那句话：“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7] 以仁义为起点、仁政为依托，就有了王者之道即“王道”。 对王道的论述最初见于尚书：“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如果说孔子以先王为理想，以仁道即忠恕之道、为政之道为王道奠定了思想和伦理基础，那么，孟子从“仁义”出发的大量论述，则将仁道、王道的基本精神和内容阐发出来，使之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具体化、系统化，这就是“以德行仁”、“保民而王”、“天下大治”。在孟子看来，“谷与鱼鳖不可胜数，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喪死无憾也。养生喪死无憾，王道之始也。”王道之始，也是王道的根本所在，就是以民生为第一义。“保民而王”，“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得民心者得天下，仁者无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运天下于掌的王者，是忧乐天下的王者：“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8]可见，王道是仁道也是公道，即一视同仁之公正公平之道。 孟子由此明确区分了王道与霸道，也从而区分了“国”与“天下”。他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天下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9]又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又谓“仁人无敌于天下”;“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10]——以民众的好恶为好恶，民众的向背为向背，“民心”成为王者政治行为的准绳;而民众及其生活的世界就是天下，或者说“天下”就是“民众”，就是民生和民心;忧乐天下就是君主与民众同忧乐、共进退，天下于是大治。 综观孟子论仁政、王道的要旨有三： 其一，王道是作王之道或称王之道，其根本即仁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统治者不应当利字当头，而应当将仁义作为自己的根据和出发点：“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 其二，仁道体现、落实为仁政：仁政就是关怀民生，惠泽天下。而仁政“必自经界始”，即依据古代的“井田制”，从重新划分、确定田界开始，让百姓有田可种、有粮可吃，并且做到公私兼顾，这样才谈得上仁政和善治，实现天下太平。孟子将经济引入仁政之中，视经济为政治的前提或基础，这是既现实又高明的见解; 其三，王道是正己修身之道、是内政之道，然后是外交之道。“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1]从自己做起，由近及远，才能实现王道，这也符合所谓外交是内政之延续的现代理念。如自己治下的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却想在世界上称王称霸，那是很可笑的。 就“仁政”与“王道”的关系而言，两者似有交叉重合之处，实则仁政从属于王道，仁政是王道的爱民之政，即体现在民生方面的王道。由此，孟子以仁义或仁道为起点和核心的“仁政”“王道”，成为儒家较为完备的伦理政治学或天下政治观。 由于周代思想文化几百年的流布，当时的许多士人虽然处于道术为天下裂的局面下，其立场和眼界却非一家一国，而是广阔无垠的“天下”。先秦儒家大都没有“内外有别”的狭隘意识，而主张天下多样一体。孔子欲居九夷，有人说九夷简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12]孟子推崇的王道既体现为仁政，也体现为国与国之间的相与之道，所以他坚决反对不以“四海为壑”，而“以邻国为壑”[13]。 应当说，从孟子以仁义为引导、以经济作基础、由军事作保障的治理天下的王道政治，正是要让诸侯(“王”)最大限度地做到“为公”而非“为私”;孟子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不仅很高，而且简直就是让他们做尧舜，如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王要与民众忧乐与共;要求“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并说诛杀殷纣王这样残贼仁义的暴君，不算弑君。在道德价值意义上，孟子的王道完全可以称为“天下为公”之道。 后来，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其中有“王道”篇。董仲舒吸收了孟子有关仁政王道的一些观点，但他主要传承的是荀子思想和春秋公羊传的宗旨，阐发春秋“大义”即“春秋大一统”，实则是“君王一统”，包括思想一统。他提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王道三纲，即以“阳”“阴”之尊卑，比附君臣、父子、夫妻的关系，后来在班固等人那里被明确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董仲舒似乎只是单向度地以天律人，其实是天人互释，甚至由人事附会天意天命;其“天人感应”说，既是为了论证君权神授，也有“屈君以伸天”的用义，但同时他也要“屈民以伸君”，甚至以春暖冬寒喻君主恩威并施，“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杀生之势，以变化民。民之从主也，如草木之应四时也。”[14]这与孟子的王道思想已拉开很大的距离。 从孟子到董子及其他汉儒，社会状况特别是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就其思想的传承或贯通性而言，都是以儒家的仁义道德作为政治的根据和引导;就其思想的变化和差异而言，则是越来越自觉地认同君王一统天下也是家天下的合法性了。只不过，以天下为己任的儒者总是希望以道统主导政统，让政治权势服从道义。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劝导君主正心诚意，仁民爱物，乃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问题在于，如不能在制度意义上变“家天下”为“公天下”，却希望家天下的君主们做到天下为公，让帝王们拿着“我的天下”，为天下的百姓服务效力，这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或许儒家早就意识到，在传统社会不能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他们也只能“知其不可而为之”? 二 我们接着来看后续历史上那些有关的典型事例。 时移势迁，到了所谓“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朝，荀子的影响衰落，孟子的思想受到儒者普遍的重视，那些成为朝臣尤其是“帝王师”的儒者，更是不遗余力地仿效孟子以仁道教育劝诫君主。 如非常推崇孟子的王安石以翰林学士兼侍讲时，就以内圣外王之说“开导圣心”，使“圣心感悟，不为邪辞诐行所惑，则天下自定”。程颢程颐兄弟供职于朝廷时，致力于“引君当道”，程颢曾上书云：“惟陛下嵇先圣之学，察人事之理，知尧舜之道备于己，返身而诚之，推之以及四海，择同心一德之臣，与之共成天下之务。”程颐任崇政殿说书时，目的就是“惟欲主上德如尧舜，异日天下享尧舜之治”。朱熹对即位27年的宋孝宗，更敢于直指其私欲、私心：“天理未纯，是以为善未能充其量;人欲未尽，是以除恶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顷，公私邪正朋分角立，交战于其中。愿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顷，则必谨而察之，此为天理邪?为人欲邪?果天理也，则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雍遏;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无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间，而天下之事将惟陛下之欲为，无不如志矣。”[15] 然而，一方面，能够影响皇帝的儒者们的政见并不统一，相互之间甚至多有攻讦;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帝王们的“人欲”“私心”，岂是他们凭借尧舜之德、孔孟之言所能革除掉的?不惟他们代表的道统不能主导政统却必定为其所隶属，而且他们大都招致帝王的讨厌，或被贬或自行放逐。任说书两年即辞职的程颐，感叹的是纵使家天下的“三代之治，亦不可复也”;晚年被幽禁在家的朱熹，其心境则是“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洲。” 正如有学者所论宋代理学(道学)家“得君行道”的困惑：由于理学是在既成事实的前提下承认家天下“与子虽是私，亦天下之公法”来引势入道的，故为其经世外王之践履留下了一块“但守法者有私心耳”的心病，这一心病又使他们的一切努力都事倍功半，并严重地伤害了自己。[16]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家天下”的帝王们所认同的，当然是秦始皇纪功石刻上的那句话：“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对其治下的百姓难以做到行仁政、王道。但秦用法家“二世而亡”的教训，毕竟使他们有所忌惮，不敢公开主张或实行霸道，看得比较长远的帝王们也会有忧患意识，因而，汉宣帝说的“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术即儒表法里的霸王道，就成了历代帝王们真实的治道。这也就意味着，帝王们大都“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公开展示的是“爱民如子”的形象，是“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从而刻意模糊了“天下为家”与“天下为公”在政治制度上的区分，将政治问题完全变成了君主的道德和由道德范导的政策问题。这当然既意味着儒家可以发挥一定作用，而发挥的作用又是有限的。 那么，那些生活在“家天下”的百姓们呢?他们考虑问题是很现实的，这种现实性固然表现为他们所盼望的无非是平安温饱，安居乐业，即使不堪官府的压迫，也大都反贪官不反皇帝;因而也总是希望有明君贤相出现，官员都是青天大老爷，然而像包拯、海瑞那样的“青天”少之又少。于是，世道越是不公平，百姓们也就越是向往那种人己不分、公私无别，利益完全均平的大同社会，撇开桃花源这类文人的想像不谈，从农民起义大都以等贵贱、均贫富，到孙中山与“建立民国”相提并论的则是“平均地权”，亦可看出。 可见，无论是在孟子及其他儒者那里，还是在君主抑或普通百姓们那里，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之间的界限其实有相当的模糊性，即使天下为家，在君主的“家天下”与“私天下”之间，也有一定的伸缩空间。其原因，一是在于道德与政治的互通与关联。如果说在儒家看来，社会制度的道德性必须主导其政治性，那么，在普通民众的心目中，平均主义的道德则构成了大同与小康这两类社会形态共同的理想之维;二是在于，君主与民众在利益上既有对立，也并非完全没有相通或共同之处，因而，儒家所希望并努力的，便是尽可能地巩固和扩大这个相通或共同。这应当说是儒家在政治上最大的历史合理性。 的确，在家天下的制度不可能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如果儒者能够让君主有仁心、公心，行仁政，为民做主，是能够缓解百姓所受到的压迫和盘剥，有利于百姓的生息和社会安定的。但从另一方面看，君主们为了一己一家巨大的统治利益，也不可能不利用儒家讲的仁义道德缘饰其现实政治，给自己和自己家族的大私披上公的外衣，维护其统治的正当性。这大概就是儒家的伦理政治观在中国传统社会所能够发挥的双重作用，尽管后一方面不是儒家的初衷。 在明朝中后期，受王阳明崇尚心灵之自觉的心学思想影响，不少学者(如何心隐、罗汝芳、李贽、吕坤等)从追求心灵的独立自由，而引向对严重约束、压抑着士人和民众的社会秩序的分析批判，他们基于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而天下人各有其欲、各能自理，既倡言民众日常生活和人情物欲的自然性、合理性，又抨击君主的一元专制，要求政治上的分治。表明他们对统治者缘饰其家天下亦即以天下为其私产的手法已有所识破，看到了君主专制即“家天下”的制度本身的问题。明末清初的顾亭林、黄宗羲、王夫之，更是从道德与政治、理想与现实两方面，对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做出了重要的区分， 其中，关键性的思想环节，在于他们对“公”与“私”、“天下”与“国家”及其关系的辨析。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朱熹劝诫君主务要在公私正邪问题上，态度鲜明，不可在其间彷徨。显然，“公”“私”是一对具有鲜明的价值褒贬色彩的概念，自古至今，主流思想都是崇公而贬私。但恰恰是这种公认的价值褒贬，使得君主们很容易加以利用，倒是那些希望限制君主私欲而为民众多谋些福祉的儒者，会感到相当的困难。我们还是从“天下为公”说起。 我们己知，天下为公的大同世是超越了人己之分、公私之别的，在天下为家的小康世，却不可能消除这一分别。从一般道理上讲，既然人己有分、公私有别，那么，人之为己、为私，就应当与为人、为公一样具有合理性。但从道德的角度看，“己”往往与“私”相联，人则更多地关联着“众”人和“公平”，于是，人己、公私之间就有了道德的高下。在日常话语中，“己”的确表示只属于一个人的自己即所谓“一己”，“人”则可以表示“人人”;“私”意味着排他性的“一己之私”，“公”既意味着对所有人的公平对待即一视同仁，又表征着包括所有人的“整体”利益。 值得引述的是吕氏春秋的“贵公”篇，此篇开门见山即谓：“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尝观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于公。”接着引了尚书中关于“王道”那段话，说明王道即是“公道”，再接着指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虽然吕氏春秋有“杂家”之说，但上述论说无疑表达了先秦思想关于“公”的主流见解。 ——同样有意思的是，它似乎明确了“谁之天下”的问题，即天下不是任一人的天下，而是天下所有人的，这应当是就“所有权”而言;又谓“万民之主”，那么，这是就“所有权”还是就“经营权”而言?或者说是指“公天下”的君主还是“家天下”的君主?就其所称道的“昔先圣王之治天下”并与公平无私的天地并列而言，似是公天下的君主，但它随后提到的周公和齐桓公，已是家天下的万民之主。显然，吕氏春秋和当时的儒家一样，判别圣王的标准，主要是其德性或他们的道德取向。但是，在天下为家的时期，君主们不仅有属于自己及家族的利益，而且这利益大到了以天下为家，那么，对于他们而言，何谓公，何谓私?公私之间有无区别与矛盾? 儒者的基本态度可谓“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他们不把“家天下”等同于“私天下”，相反，认为“天子”只要体现出天之“廓然大公”(程颢)，就可以做到公天下。然而，一旦面对君主“父传子”的世袭问题，他们就陷入到公私纠缠不清的境地中，所谓“与子虽是私，亦天下之公法，但守法者有私心耳”(程颐)。公私在君主这里的分界点究竟在哪里?儒者自己并不清楚，这势必造成儒者们不无黑色幽默的、类似于“带着锁链跳舞”的吊诡。 重复地说，这个吊诡就在于，一方面，帝王及其官僚们都有一个“自己”或“自家”，在制度安排上，这些人甚至垄断着社会的绝大部分资源，在社会中处于绝对优越的地位，因而这些人即使不讲为己，他们的“己”在客观上也是天下最大的“私”;另一方面，朝廷及官僚又是社会整体的代表即“公”的代表，一家一户的百姓则是各为其家的“私”。因而，如果简单地认定，“公则一，私则万殊”，“至当归一”，那要求天下所有的人都崇公贬私，岂不是越发强化朝廷和官员的大私，越发贬损百姓的利益?正是这一吊诡，促使思想家们不断地思考公私问题，并将思想引向政治权力乃至政治制度问题。 上面已提到，顾炎武和孟子一样主张“王政”，但有所不同的是，顾炎武的王政说是基于一种新的“人性”论和“公私”观，他这样说：“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为之禁，且从而恤之。建国亲侯，胙土命氏，画井分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在这里，顾炎武其实不止承认“人之有私”这一事实，还认为“私”构成了“公”的基础，如果天下每个人的私都得到了满足，也就等于天下为公得到了实现。他紧接着抨击了“以公灭私”的观点：“至于当官之训，则曰以公灭私。然而禄以代其耕，田足以供其祭，使之无将母之嗟，室人之谪，又所以恤其私也。此义不明久矣，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无私，此后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训矣。”[17]明确地否定了“以公灭私”、“公而无私”之谬说。 黄宗羲对后世君主给予了更加猛烈的抨击，他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既是人各有私，还有与之相对的公：“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如果说顾炎武突出的是私与公的一致性，那么，黄宗羲则进而看到了私与公的对立，公利与公害不等于人们的私利与私害，说明他意识到了人们生活的公共性也是总体性，因而，他指出一个社会要设专职专人兴公利、除公害，最初的君主就是这样出现的，但后来则完全变异了：“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生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以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然而，为了欺骗天下人，专制君主却为自己一己一家之私利披上公的外衣，“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不当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窥伺。”[18] 黄宗羲不仅猛烈抨击家天下的君主以天下为私产，还揭露了君主的伪善与俗儒的缘饰。那么，出路何在?真正的公天下还有无可能? 对专制君主的极端厌恶并未使黄宗羲得出“无君”或无政府之论，他认识到，公关乎私，却不是私的简单集合，或者说，公不能简单地化约为每个人的“自私”“自利”;而兴“公利”除“公害”的需要，决定了公务和公职的必要性，如果说“君”所充当的就是做最大公务的那个最大公职，那问题的关键在于明确“设君之道”、“君之职分”。为此，他提出了“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尤为重要的，“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19]学校于是成为决断政治是非的议会。 顾炎武则沿着孟子的思路，对“天下”与“国”进一步分疏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20]自秦以降，天下国家似乎已然重合，民众的利益与君主的利益也似乎重合，而顾炎武则奖将其重新区分开来，并且既是基于人文伦理与专制政治的区分，也是民众利益与君主利益的区分，这不啻有革命性意义;对于百姓或民众来说，这是思想的大澄清和责任的明确，对于君主们来说，则是揭穿儒“表”露出法“里”，有釜底抽薪之险。 可惜的是，顾炎武未能由此思考出异于“家国”而属于“天下”的政治制度，面对家国就在天下之中的事实，他的思想仍然不出治道的范围，未能形成新的政道即新的天下政治观。且看他提出的“分治”也是“共治”的见解：“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21]——顾炎武这一天下事天下人管的思想，并不涉及天下的归属，天下还是天子的，只不过执天下大权的天子，越是分权于下，其权越受尊崇。他显然还是在君主政治的范畴中做文章，即在治国方式上做文章，这与先秦以来儒家所论证的实行君主制度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同时为君权的存在与行使设置条件和规范，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所以，顾炎武虽然区分了“天下”与“国”，但目的还是希望经由圣明天子将双方结合起来。 王夫之亦鲜明地批判家天下的君主之“私天下”，申张“公天下”：“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夷狄盗逆而所可私，而抑非一姓之私也。”他还这样质问沿袭秦制的后世帝王：“若夫国祚之不长，为一姓言也，非公义也。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己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孙长存，又岂天下之大公哉?”又说：“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22]王夫之在公私、义利问题上，之所以主张存公去私，原因即在于他对公做了所有人的也是整体性的理解，而私则为一姓或一己之私。在当时明清更替之际，他担心“崇私”意识流行，人人只关心一己私利，则整个社会的兴亡，即所谓“扶长中夏”也就会落空。 王夫之完全肯定人的正常的欲望，他提出“天理寓于人欲”，“王道本乎人情”，如其所言：“天无欲，其理即人之欲。理尽则合人之欲，欲推即合天之理。于此可见，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天理之大同，无人欲之或异。”[23]因而，顺应天理人欲、天道人情，也就是顺乎仁道，君主若能以仁为本体而顺之、用之，普恵天下，则天下必达至三代之治，甚至可称为大同，如其所言：“敦仁而行之以顺，则天下无不顺矣。大顺斯大同矣，三代之英所以与大道之公而合德也。”并谓：“顺者，以至仁而体仁之情，人情得则虽危而不倾，政治而君安也。”[24]于是，大顺之世成为大同与小康的合体。观王夫之所主张公天下之政治，仍然不外“分权而治”。结果，天子专权即为私天下，分权则为公天下，政道的问题被等同于治道的问题。 历史地看，儒家从“仁”或“仁道”出发，憧憬“天下为公”，强调“立君为民”、“立君为公”，应当说包含着超越时代的道德观念与政治理想，其中对“民本”、“民生”和“民心”的高度重视，与现代民主思想中的一些观念有相通之处。明末清初顾黄王的思想，则又前进了一步，如从逻辑上加以引伸，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天下既然是天下人的，即天下人共有共享，那就要建立“主权在民”的国家制度，由民权保障民生，从制度和法律上承认和保护天下所有人的财产，亦即实现众私之集合;为了解决涉及所有人利益的公利和公害问题，民众则要让渡出一部分权力构成政府，选举、委托有公心的专人作为公职人员，负责公共事务，同时对他们给予监督和任免。由此，古人“天下为公”的所谓大同理想，才不至于仅仅体现为家天下的君主们的道德和政策，在制度上则终不免是空想;而“天下为家”的所谓小康，也得到合理的积极的扬弃，因为天下不复为一家一姓的帝王所垄断，所有人“己”与“家”的利益都得到了肯定和保障。[25] 然而，事实上，从天下为公的理念出发，以孟子的“仁政”与“王道”作为主要思想资源的顾黄王，都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与过去的学者一样，即使诉诸于超越的“天道”和现实的“民心”“民情”，也难以超出由道德推演并主导政治的思路，更不可能为“圣王”“天子”祛魅，因而也难以将“民本”变为“民主”“民权”，提出真正跳出王朝兴替之循环的设想。他们从以家庭为本位的自给自足的农耕生产和生活中，认识到工商皆本;从政治与血亲相互渗透的宗法社会中，认识到选贤任能与分权的重要，并提出公是非于学校，已经不简单。我们不能苛求于前人。只要中国最基本的经济社会条件缺少变化的可能性，天下为公的理念就不可能有创造性转换并得到制度性的落实。 三 思想、文化、政治、经济，其实是整个社会的不同的层面，如果说思想和文化总是具有理想的维度，那么，政治与经济，则是社会中最为现实的部分。而人们的理想，大凡是对现实的不满，甚至是现实的反面。理想的确能够引导人们改造现实， 但现实的变化，却不可能完全取决于人的理想，因为现实的人们所处的自然历史条件，以及他们本身的能力与需要，还有人们彼此合作与竞争的相互关系，更为直接地决定着他们的经济与政治制度。下面，我们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与历史运行的轨道，略作论述。 由于特殊的自然历史条件，传统中国社会的性质及其所走的道路的确与西方颇不相同。中国的统治者所要统治的“天下”，在理论上固然可以说无远弗届，但在现实上主要是围绕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展开的中国大陆。秦废除了西周的封建制，实行了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经济上即农业上实行了以“家”“户”为单位的自耕农制度;由此，在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的基础上，形成了“皇帝—官僚—民众”这样一种三大等级的社会结构，像一个庞大的金字塔，政治权力自上而下地实施，物质资源则自下而上地输送。对于由成为“人上人”的昔日“农民”(和流民)所构成的统治阶层的需要而言，对于农业生产条件和使用冷兵器的战争而言，广土众民的中国的疆域已足够辽阔，辽阔到他们只能用“天下”或“普天之下”来形容。统治集团最为关心的，因而也就不是对外扩张而是内部的稳定。 著名社会学家沃勒斯坦(mmelllerste)曾指出：中国和葡萄牙的海外探险几乎同时开始，但在仅仅28年之后，中国人便缩回到大陆中，停止所有进一步的尝试，这也不是因为毫无成功。郑和在1405年至1433年间7次航海下西洋都大告成功。这些探险似乎不断遭到儒家官僚阶层的反对。问题是为什么?按照威廉威利茨的看法，这与中国的“世界观”有关。他们缺乏一种殖民使命感，这是因为，他们傲慢地认为他们已经是整个世界，缺少赞成扩张的意志集中的集团。沃勒斯坦通过对各种观点的分析后问道：欧洲世界与中国世界究竟有什么不同?首先在农艺方面差别很大，欧洲偏重于肉类消费，并随着14世纪的危机而更加强。欧洲强调畜牧业，使集约使用畜力作为生产动力。相反，中国在东南部地区发展稻米生产，谋求的是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农业基地，这需要的不是空间而是较多的人力。中国实际上是内部的扩张，即在国境以内扩大稻米生产。中国是个辽阔的帝国，就像当时的土耳其—穆斯林世界一样。欧洲却不然。欧洲是个新生的世界经济体，由许多小帝国、民族国家和城邦组成。欧洲比中国更需要地理扩张。中国的某些集团可能发现扩张是有报酬的，但他们被限制住了，因为凡属重大决策都集中在一个帝国构架中，帝国本身首先关心的是在短期内维持其世界体系的政治平衡。因此，如果说乍一看中国似乎具备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较好条件，如发达的国家官僚体制，在经济的货币化方面以及可能在技术上更加先进，可是毕竟处于较差的地位。它为一个帝国政治结构所制约。它为其价值体系的合理化所限制，这个价值体系否认国家才是变革的杠杆(假定它曾想利用杠杆的话)。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舞台之所以是欧洲，这个体系建立在两个主要结构上，世界范围的分工和某些地区的国家官僚机器。而中国则处于这个体系的边缘。[26]总之，中华帝国的政治结构与价值观念使其满足于中国大陆的统治，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应当说，高居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这种政治结构与价值观念，与其构成了一种既适应，又加以支配和保护的关系。 中国传统的天下国家，大体上说处于两大矛盾关系之中，一是内部有“舟水”之喻的朝廷与民众或官与民的矛盾关系，二是内部与外部即所谓“夏夷”的矛盾关系，这两大矛盾关系又相互关联并相互转化。 中国传统社会基本的内部矛盾，其实正是由民众和从民众中产生出来的统治者这两方面构成的。从民众中产生出来的统治者，最初是知道民众的生活状况，多少能够体恤民众之疾苦的。但他们成为家天下的统治者的目的，就是要做人上人，甚至不是人间凡人，而是要当所谓的“天子”，“贵为天子”当然就要“富有天下”，天子的亲属和臣工们，当然也要过优越于百姓的既富且贵的生活。 这种富贵的生活不止是一个经济范畴，更是一个标志着身份、地位的社会范畴、价值范畴，因而，越是占有财富和女人，越是有排场和威仪，就越是能够体现出人生和人世间的价值，而令天下人向往和尊崇。这样，朝廷及其官僚们对民众的身体的役使和财富的征敛，就总是不免趋向极限即竭泽而渔的状态，导致民众的强烈不满甚至造反，原来的“载舟之水”就变成了“覆舟之水”。与此相伴，由土地兼并和商业引发的社会分化，也会加剧社会动荡。这都需要统治者实行所谓“霸王”道两手。就家天下的治理而言，柔性的“王”道显然比刚性的“霸”道更宜于长治久安。儒家得以从诸家中脱颖而出，成为西汉以降历朝历代都要推崇的官学，正在于它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统治者和民众两方面的需要。 儒家立足于家族的孝悌，强调仁义道德的教化和修养，并将其扩展为对君主和朝廷的劝诫和忠诚，有利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关系的缓解和一定程度的解决;那些饱读儒家经典因而看得更为长远的儒士，包括学而优则“仕”的官僚和乡村绅士，不断地对孔孟儒学加以阐释和创新，适时地提出各种思想观念和政策建议，既教化百姓又对官员讲为政为官之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让人“有耻且格”，最大限度地维护着传统社会的正常秩序。如同沃勒斯坦所引证的：那些拥有灌溉农业的帝国具有的显著事实是，巨大的国家权力机器建立在一个官僚阶层的基础上，这个官僚阶层关心于反对外部的威胁和在内部维护自己的地位。纵观历史，以下结论当然是公正的：这些官僚阶层的目的在于维持并确实成功地维持了那些巨大的农民社会，即在漫长的世代中把人口稠密的居民保持在事实上的自体趋衡状态[27]。 事实上，东方传统的专制并不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简单，即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这就是皇帝，而臣民们在皇帝面前不过是一堆零。其实，被称为“天子”的皇帝哪怕并不情愿也要顾及为君之道，体恤民情时难并约束自己[28]。否则，轻则会遭到士大夫们的谏议和批评，重则有失去江山社稷之虞。如像纣王那样“暴虐无道”，也就离灭亡不远了。当然，“家天下”的专制体制决定了对君主和整个统治集团的制约和警示，都不是形式明确的、及时有效的硬约束，而是道德劝戒一类的软约束，其政治都属于“危机政治”。所以，传统社会的稳定与否，兴旺与否，往往取决于君主个人的素质和眼光，并无制度的保障[29]。且往往一代不如一代，难逃人治的衰变率。到了广大民众忍无可忍，纷纷揭竿而起时，统治者的任何反省与更张就都于事无补了。 秦制行二千年，其间治乱交替，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都未发生根本变化，但是具体的治道包括朝廷的体制却有很大的调整。从观念性文化来看，与皇权专制构成互斥互补关系的儒学也未发生根本变化，但由汉武帝所独尊的董仲舒重构过的儒术，已经是兼容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思想文化因素的、体系庞大的“杂儒”。这一杂儒不仅辅助了中国的皇权专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规范和劝谏的作用，同时作为华夏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也满足了从事着农业生产和生活的民众的精神需要，维系了社会统一的秩序，并使中华帝国长期处于优势地位，向周边民族和国家发挥着文化的幅射和影响作用。 这就涉及到另一大基本矛盾关系即夏与夷的关系。夏夷的矛盾与其说是天下内部与外部的矛盾，不如说是天下中原与周边的矛盾，其中既有不同种族、族群之间的利害关系问题，包括政权的争夺，也有文化和文明的比较，即本文第一节提到的儒家以“野蛮”还是“文明”来区分“夏夷”。如按照春秋公羊学，春秋大义之大一统的重要内容即“尊王攘夷”(夷在这里指当时的吴楚越)，这固然是就政治而言，但政治又依托文化和种族，且相互为用，表现为“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差序关系。其实，不止处于中心的“中国”(京师)与“诸夏”(中原诸侯国)的关系是变化的，诸夏与夷狄也处于交互关系中。至春秋战国，随着周室衰微，诸侯甚至大夫实力的强大与僭越，以及他们之间的交往和互有进退，不仅中国与诸夏难有分别，诸夏与所谓“非我族类”的夷狄，各方面都有所接近，其区分也不是那么清楚了;秦扫灭六国一统天下，原来的夏夷在种族和文化两方面更是逐渐融合，原来夏与夷的矛盾关系，也转化为中国内部的“舟水”关系。然而，有意思的是，在秦之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在种族和文化两方面区分“夏”“夷”的传统却延续下来，只是具体的所指不同而已。 按许倬云说，夷的最初含义并无贬义，如系“殷”的另一发音，则商人取代诸夏，说明在殷商之后，夏与夷就进入互为主客的关系。而在汉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胡之间在冲突中也有了相互的混合与融合，表现在器物、食物、服饰、语言、血缘种族的通婚与姓氏各方面。此时还有南下的汉族与少数民族互为主客的关系及混合。而北宋以降，汉人政权与觊觎着中原地区的北方少数民族的武力冲突，更是主导了后来中国的历史，有了元与清这两个少数民族统治中原的政权。夏夷关系，一方面，有如两汉魏晋时传入的佛教，与儒家长时间地发生纠葛冲撞，终于转变成中国化的佛教，一些重要思想还被吸纳到宋明的新儒学之中;被目为“蛮”“狄”“夷”“狨”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也必须学习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华夏文化;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以汉人为主体创造的华夏文明，到了宋朝即呈现出走下坡路的态势。如果说“蒙古铁蹄，不能践踏中国文化内在动力;蒙元时代，久压之下，中国文化蓄积的能量，在明代又现生机。满清君权专制，明代也有过十分专制的君权。但是，东厂缇骑与廷杖的暴力，并不能使臣下沦为奴才。满清的征服，使大部分的中国人，长久屈服为奴，君臣之伦，降而为主奴!这一精神的践踏，使中华文化精英，在满清一代，失去了创新的能力。清儒在训诂方面，贡献良多;在义理方面，则几乎空白。”[30] 那么，这是否表明华夏文化呈“抛物线的衰变”，只是遭遇了文化落后的族群的结果，自身并无任何问题或导致其衰变的可能性?事情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内因”就不仅不是事物变化的根据，连条件也不是了。这显然是说不通的。 前面我们已提出，思想、文化、政治、经济，作为社会整体的不同层面，有理想与现实的分野。产生于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的思想，都有指向终极的超越性与关照现实的实用性这两个方面，如果前者不能在思想上和现实上主导后者，反而被后者所束缚，那它就很难保持不断为人们指引未来、开辟生活道路的功能，它的终极性也是普遍性就会被遮蔽或被钝化。但是，思想毕竟是由活生生的人所产生所更新着的，思想及其所引导的文化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一代人自身的精神状态，即他们的胸怀、眼光和意志的决断，而这往往需要某种自然的或社会的逆境给予挑战和激励。 就儒家而言，儒家所推崇的作为核心思想的“仁”，一方面，在蕴含天地万物的生命存在及人自我意识的意义上，具有原生性和终极性，仁生发于并服务于“生”即人类的生命和生息繁衍;另一方面，儒家对于“仁”的理解，是能近取譬，从人们直接从属的血亲家庭和人际关系出发的;其基于情感的爱，在由己及人的过程中当然就会爱有等差，乃至逐渐淡漠。但从情感中生出和转换出的道德与理性，则可以指向普天之下，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积极的方面看，这一逻辑由亲及疏，由近及远，乃至从中原投射于四邻，是“家”的共生性和情感性关系的放大，因而，这种基于家之伦理的政治，的确是论语中孔子所说的“近者悦，远者来”的“向化”，“没有绝对的‘他者’，只有相对的‘我人’”;然而，从消极的方面看，这种从“家”出发的“天下”，不仅有“中心”和“边缘”的区分，还一定在试图化敌为友的同时，消除任何陌生性和异己性，从而就会产生出同质化的性格和要求，这就是“拟家庭”的天下，一定要在“家”和“家长”的掌控之下。 “几千年来，所谓‘天下’，并不是中国自以为‘世界只有如此大’，而是以为，光天化日之下，只有同一人文的伦理秩序。中国自以为是这一文明的首善之区，文明之所寄托，于是‘天下’是一个无远弗届的同心圆，一层一层地开化，推向未开化。 ”[31]——儒家的天下观固然如一个逐层向外推展的“同心圆”，但既然是同心圆，其实就表明它既要向外推展，这种推展在客观上就不可能“无远弗届”，而只能在与中原有着相近的自然历史条件的地域，即适宜农耕和定居的范围内建立起的伦理—政治秩序，其边界也不可能是固定的。如同有学者所说，这种秩序只能是农业文明的秩序，是陆地帝国的秩序，它既难以应对草原游牧民族的侵扰，更难以有效的抵御海洋文明的挑战。[32] ——诚然，由于清朝统治者早就接受了华夏主流文化，并且在文化和政治两方面都成为中国的代表，他们与民众和革命者的矛盾，显然己是中国内部的矛盾;而当着新的“夏夷”之辨在中西之间展开，却今非昔比，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此夷己不是彼夷了。如果说直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华帝国与华夏文明尚可说“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话，那么，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必定无可挽回地走向“天变，道亦变”的新的历史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