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海漂移》 第一章 放下话筒，王加林感觉如同做梦一般，好半天才回过神来。副行长钱仲元真的被抓了！这两天银行里议论纷纷的传言得到了证实。 电话是县检察院打来的，通知支行准备一套铺盖行李和日常用品，马上送到检察院，并强调，这事不用告诉钱仲元家里。言外之意：钱仲元的问题比较严重，一时半会儿是出不来的。 王加林翻开电话记录本，提笔想了想，又关上。他觉得这事没有记录的必要，直接去请示行领导算了。 径直来到行长室门前，房门紧闭。他敲了敲，没听到反应。正欲再次敲门时，走道里传来胡蓉甜美的声音：“王主任，赵行长不是去汉川开会了吗？” “哦，对对，我都糊涂了。”王加林感激地回望了胡蓉一眼，同时也为自己的惊慌失措感到不好意思。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一个副行长被抓了么？抓的又不是我王加林，跟我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慌什么慌！ 这样一想，他慢慢平静下来，脑子里很清晰地盘点起行领导这一天的外出情况：行长赵国栋赴汉川汈汊湖开会，副行长李金林到孝感办事，钱仲元被抓，家里只剩下副行长孙建伟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尽量放慢脚步，走向孙建伟的“副行长室”。 门开着，人却不在。 王加林找遍二楼和三楼的各股室，大家都不知道孙建伟的去向。他又下到一楼营业室，还是没有。 去哪儿了呢？门既然开着，说明人没有走远。会不会去厕所方便了？王加林又从营业室的后门出来，走向银行大院门口的公共厕所。 仍然不见孙建伟副行长的身影。 他有点儿懊丧地走出臭烘烘的厕所，步履沉重地返回办公楼。低着头一步一步地上台阶，回到三楼的综合办公室里。 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王加林一脸沮丧地喘着粗气。 看到这儿，性急的读者肯定要骂这位29岁的年轻人“嘴上无毛，办事不牢”了。怎么会这么笨呢？打手机呀！这么简单的办法都不会用！ 原谅这位可怜的银行办公室主任吧！当然，也怪我们一时疏忽，忘记了交待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 时值1994年秋天，当时的中国，手机可是稀罕玩艺儿。能够用上手机的，要么是大官，要么是大款，因此，人们形象地把手机称之为“大哥大”。那时的手机个头也很大，两部并在一起，可以赶上一块盖楼用的青砖。象a银行孝北县支行这样的单位，有资格配备手机的，只有行长赵国栋一个人。别说手机，座机电话也是比较奢侈的东西，除了几位行领导，整个支行机关只有一部电话，放在支行办公室里，供八个股室的几十名干部员工共用，还兼负收发传真的职责。 拨出电话，各人可以亲历亲为，而传接电话的责任，就义不容辞地落在了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身上。尤其是小丫头胡蓉，每天从早到晚不知要在楼上楼下跑进跑出多少次。刚才检察院的电话，别人点名要办公室主任接听，王加林就只有亲自出马了。 看到王加林心急火燎地找行领导，胡蓉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也不好贸然打听。她走进里间拿出主任的茶杯，加满开水，递到他面前的茶几上，随口关切地问：“找到孙行长没？” “没有啊！”王加林连道谢的话也顾不上说，就端起茶杯发起了牢骚，“楼上楼下找遍了，厕所里也找了，都没看见人。检察院还等着我们送东西呢！” “会不会回家了？”胡蓉提醒道。 王加林一听，觉得有这种可能。他迅速拎起茶几上的电话，拨到孙建伟的宿舍里。 嘟嘟几声之后，有人接听，正是孙建伟。 王加林简单地汇报了检察院来电内容。孙建伟说他马上到办公室，见面再议。 a银行孝北县支行职工宿舍楼和营业办公楼建在一起，都是四层板式楼，一栋临街，一栋殿后。两栋楼之间有一个宽敞的院子。这片地原属于花园汽车客运站，是银行作为抵债资产收回的。营业办公楼在原建筑的基础上装修改造过，职工宿舍楼则是新建的。 装饰一新的营业办公楼，崭新的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漂亮的职工宿舍楼。这么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在百废待举的孝北县城还不多见呢！ 孝北县是个新县，成立才一年多时间。除了县委县政府大院的基础设施基本完工以外，县直各单位的安乐窝正在修建或者筹划当中，租房办公或者住宿是主流。a银行孝北县支行之所以能够捷足先登，提前稳定下来，主要是因为在建县之前，这里已经有一个a银行花园办事处。办事处主任就是钱仲元，他在这个位子上已经任职好多年。办事处升格为县级支行后，钱仲元被提拔为副行长，在三个副职中排名第一位，是大家公认的最有希望取代赵国栋、成为孝北县支行一把手的人选。和尚头上的虱子，这是明摆着的：钱仲元1958年生人，36岁，年富力强，是几个副行长中最年轻的。他有群众基础，有客户资源，更重要的是，深得上级行领导的信任。市分行行长何志雄、分管人事的副行长王道欣对他印象都不错，空降赵国栋到孝北县支行担任一把手，纯粹是为钱仲元过渡。所有的人都认为，两年之后，最多三年，孝北县支行就是钱仲元的天下。谁料想，孝北县支行成立才一年半时间，这位前途远大的钱副行长就出事了。 相传，钱仲元被抓的当天晚上，检察院法警抄了他的家，搜出20多万元的存单和一大堆金银首饰，新买的彩电也被搬走了。种种迹象表明，钱仲元犯的事情不会小，他的政治前途也许就此终结了。 孙建伟回到副行长室，与王加林谈起钱仲元时，也是嘘唏不已。他不只一次地推测和询问：钱仲元到底犯了什么事？既然检察院介入，估计是贪污或者受贿。那么，是支行成立之前的事呢，还是支行成立之后的事情？ 王加林一无所知，自然是一脸茫然。他现在最关心的是：铺盖行李买什么样的？日常用品买哪些东西？如何送到县检察院去？还有，这事究竟通知不通知钱仲元的家人？ 钱仲元的家就在银行大院里，他老婆宁文莉也是支行员工，还担任着中心储蓄所主任。 虽然检察院有要求，但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个人感情上，孙建伟和王加林都觉得应该告诉宁文莉。两人统一意见后，一起下楼，前往钱仲元家。 新建的职工宿舍楼是半年前交付使用的，四层楼，三个半单元，有24套单元房及四个单间。能够住进这栋楼的，都是支行管理人员或工龄较长的老员工。钱仲元家在三单元二楼，是整栋宿舍楼里面积最大、楼层最优、结构最好的一套。 门被敲开后，王加林发现客厅里电灯没开，茶几上点着两支蜡烛，昏黄的烛光映照着十几个男男女女的面孔。他们散落在沙发上、椅子上、凳子上，或倚墙而立，静静地站着。所有的人都神情沮丧，默不作声。钱仲元那满头白发的老母亲和刚刚放学回家的女儿，还在不停地抹着眼泪。 那场面，如同家里死了人等着出殡一般。 听到孙建伟和王加林的声音，宁文莉从里屋走了出来。她眼睛红肿，头发散乱，衣衫不整，完全没有了平日的光鲜照人和神采飞扬。 “停电了？”王加林问。 “没有。可能是我们这个单元的线路出了问题。”宁文莉声音有些沙哑地回答。 孙建伟正好接上话头：“就是嘛！我刚才在家里还有电的嘛。” 见客厅人多，孙副行长把宁文莉招呼到通往阳台的房间，正欲转达检察院的电话内容，却见地上摆放着一捆铺盖行李，以及洗脸盆、毛巾、水杯、牙膏、牙刷等用品。 显然，钱仲元的家人已经得到了消息。 孙建伟与王加林对视了一眼，表露出疑惑不解的神情。 既然都准备好了，就没有过多需要商量的。王加林嘱咐说，已经立冬了，天气转冷，棉絮要厚一点的。孙建伟让王加林去拿两条香烟，塞在被子里面带进去。 去办公室拿香烟的路上，王加林心里直犯嘀咕：这烟钱仲元能够抽到吗？对检察院的做法，他也愤愤不平：既然已经通知了钱仲元家里，为什么又让银行送东西？还故弄神秘地要求不告诉他的家人！ 所有东西都准备齐全后，王加林这才记起安排不了车。支行的三辆车和三个司机都出去了：秦司机在汉川，唐司机在孝感，连运钞车也动用了，宋司机和办公室副主任余丰新一起去了县公安局。 看到王加林为难的样子，宁文莉说没关系，她自己来想办法。她有个表弟在县法院当庭长，弄一辆车应该没什么问题。 事情安排妥当后，孙建伟和王加林适时告辞。 回到办公室，王加林坐在沙发上发了好半天呆。钱仲元家的大彩电果然不在，客厅里漂亮的低柜上空荡荡的，看上去很不协调。尤其是想起那种让人窒息的凄惨氛围，王加林久久难以平静。他曾多次去钱仲元家里串门，吃饭喝酒，还在那里打过几次麻将。每次去都会被钱副行长家其乐融融的气氛所感染。 钱仲元两口子比较随和，人缘好，平常没什么架子。除了老母亲，还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都在隔壁的县一中上学。三代同堂，儿女双全，工作顺心，家庭和睦，多么令人羡慕啊！特别是钱仲元，在社会上有头有面，是孝北县金融界叱咤风云的人物；在a银行内部口碑也不错，工作能力强，群众基础好，市分行领导信任。本来前途无量，转眼却进了班房。 支行办公室是两室一厅的套房，进门的客厅里，四张并在一起的办公桌，是胡蓉和三个司机的座位，还有沙发和茶几，倚墙立着两个绿色的铁皮柜。小房间是打印室，那是打字员袁萍的领地，工作台上搁着四通打字机，还有一台佳能复印机。大房间是王加林和余丰新办公的地方，两张桌子两把椅子两个柜子，很整洁。 王加林从沙发上起身，心思重重地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刚在座位上坐下，人事股吴涛就进来了。 “找到孙行长没？”吴涛问。 王加林点点头，抬手示意吴涛坐余丰新的位子。 “余丰新呢？”吴涛坐下后问。 “去县公安局了。” 吴涛突然一脸坏笑：“是不是因为昨天晚上打牌的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闹得沸沸扬扬的。” 王加林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也活该余丰新点子低，火背。 昨天下午，余丰新的两个老战友来看他。他让老婆准备了晚餐，又想找两个人去作陪。唐司机因为第二天要送李金林副行长去孝感，不愿意熬夜，他就叫上了王加林和宋司机。 通常情况下，王加林只要酒喝多了，就会吵着闹着要打牌，可昨天因为感冒，刚刚吃了头孢，他克制着没怎么喝酒，头脑比较清醒，吃完饭之后就回家了。 余丰新和宋司机陪着两位客人打牌。 结果，到晚上十一点钟的样子，公安局抓赌的上门了。 人们常说，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税，二是费，三是罚款。特别是公安系统，罚没收入占到总收入的九成以上。罚款的重头戏则是交通违章。孝北县城区面积较小，过往车辆不多，设有红绿灯的地方只有花园大桥头和洪花路转盘两处，各主要干道连交通标线都没有，想找违章车辆罚款都拿不出依据，交通违章罚款少得可怜。因此，公安局投入抓赌的人员特别多，不光是晚上抓，有时大白天借别人办红白喜事时，也伺机上门。余丰新看到一大群穿皮茄克的警察闯进家门，也只能自认倒霉。 桌上的钱全部被拿走，又对四人逐个搜身，一共缴获1300多元钱，还把四个人带走了。 余丰新的老婆当晚就找到王加林家里，惊慌失措，哭哭啼啼的，求他想办法去把人弄出来。 王加林本来已经睡下，他起床后，马上去找支行保卫股长叶卫国，又叫上唐司机，开车前往花园镇派出所。 镇派出所里黑灯瞎火，根本就没有人。 他们又赶往县公安局，最后在治安大队的办公室里，看见那几个抓赌的警察正在吃方便面。 叶卫国与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比较熟，他不停地递烟，说好话，求情，但治安大队的头儿坚持要对涉赌人员拘留七天。 叶卫国说，宋司机是开运钞车的，每天都得接送钱箱，拘留七天的话，银行就没办法开门了。 交涉了好半天，警察答应不拘留了，但每人要交2000元罚款。 余丰新和宋司机被暂时释放，让他们回家筹钱。余丰新的两位客人仍被扣押，说是所有罚款交齐之后，才能放他们出来。 “昨天晚上我们楼上好几家都在搓，麻将摊子少说也有三四个，偏偏余丰新家被抓了。你说他倒霉不倒霉？”王加林有些不解地唠叨，“公安局声称他们是接到了举报电话才来的，余丰新平时也没得罪什么人呀！” 吴涛说人心隔肚皮，也有这种可能。别看大家平日里嘻嘻哈哈的，其实孝北县支行水很深，复杂得很。 “说老余倒霉吧，他还是有点儿小火。”王加林又卖起关子，有点得意地说，“从县公安局返回的路上，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今年初，全市公安系统评选十佳民警，孝北县公安系统有两个候选人，县公安局办公室主任找我帮他们整过先进事迹材料，其中，有一个候选人就是治安大队的大队长。今天上午，我就和余丰新一起去找那位大队长。还别说，别人真给面子，把罚款减了一半，每人只罚1000元。下午上班后，余丰新就拿着钱去领人了，到现在还没回呢。” 吴涛不失时机地恭维：“都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我看笔杆子也是生产力。你帮他们写了两份材料，他们就少收了4000块钱，哪儿去找这么高的稿费呀！他们应该好事做到顶，索性不罚款的。” 王加林说，他最初也要求公安局网开一面，不收罚款，但治安大队长很为难。说是局里给他们下的罚款任务很重，完不成任务就领不到工资。兄弟们深更半夜到处跑也很辛苦，再说，人都弄到公安局来了，完全不罚钱也说不过去。 “管他呢，能够少罚一半儿也不错。”吴涛继续肯定王加林的功劳，紧接着，又神秘兮兮地问，“我怎么听说，昨晚公安局来后直奔余丰新家里，目的性很强，或许真的有人举报。大家还说，举报的人并非针对余丰新，而是以为你当时也在打麻将。” 听到这里，王加林一脸惊讶。真是这样吗？假如昨天晚上他真的在余丰新家打麻将，最后被公安局带走了，会是什么结果？ 这样一想，王加林就有点儿后怕，庆幸自己明智了一回，提前回家睡觉了。 “你往后要多长个心眼，少给别人留把柄。”吴涛提醒道，接着又跳转话题，“你刚才找孙行长干嘛？是不是因为钱仲元的事？” 这家伙平日总是“钱行长”前“钱行长”后的，今天竟然直呼其名了。 王加林默不作声地点点头。 王加林和吴涛在孝感时同在支行机关，后来又一同选调到孝北县工作。同是天涯沦落人，应该说关系不错，但王加林不喜欢吴涛。他觉得吴涛太势利，爱占小便宜，总是投机取巧，又喜欢拍马屁，与自己不是一路人。 对吴涛，他总是不冷不热的。 吴涛并不计较，还是一口一个“老兄”地叫着，时不时到王加林的办公室里坐坐，聊聊天，叙叙旧。毕竟，他们都是行政机构改革的牺牲品。如果不是孝感撤地建市，如果不是成立孝北县，他们又怎么会从繁华的孝感市来到破败不堪的花园镇！ 去年六月，孝感地区行署改为孝感市，原县级孝感市拆分为孝南区和孝北县，孝南区辖南部几个比较富庶的乡镇，孝北县管辖的则是北部相对贫困的乡镇。 矮子当中拔长子，孝北县人民政府最终入驻花园镇。花园镇这座历史悠久、饱经沧桑的古镇，得以升格为县城。 从零开始，组建一个县级人民政府，干部从何而来？孝感市委市政府决定：除了从孝北县当地提拔一批外，主要从孝感市各部门及辖属各县市区选调。选调干部总数为360名，名额分配到各单位，同时公布了选调干部可以享受的优惠政策，诸如职级提升、住房补贴、生活补助、定期返回等等。 这些优惠待遇的吸引力极其有限，在孝感工作和生活习惯了的人们，大多不愿意到孝北县，都担心自己成为360个倒霉蛋中的一个。 a银行系统选调干部名额为六人。最终的结果是：市分行信贷科副科长赵国栋、大悟县支行会计股长孙建伟，以及从孝感城区各支行抽调的王加林、吴涛、黄强、夏雨等四名员工。 赵国栋为孝北县支行筹备组长，孙建伟和原花园办事处主任钱仲元、副主任李金林为筹备组副组长，他们实际上就是支行成立之后的领导班子。真是无巧不成书，这四个人的姓氏正好是百家姓最前面的“赵钱孙李”。更让人感到惊奇的是，市分行正式下发聘任文件之后，四位行领导的排序居然也是“赵钱孙李”！ 选派来的四名普通员工都很年青，年龄最长的是王加林，年龄最小的夏雨刚满20岁。只有王加林已经结婚，而他老婆方红梅本来就在花园镇教书，女儿王彤也在花园镇上学。就是说，王加林从孝感选调到孝北县工作，实际上是一家人团聚了。 “钱仲元的问题可能比较严重。”吴涛面色凝重地说，“昨天，市分行王道欣副行长为他的事专门来过，找过县委县政府领导，似乎没什么效果。” 王道欣分管组织人事和纪检监察工作，这消息从吴涛这里出来，应该比较靠谱，刚才检察院的电话也印证了这一点。 王加林预感到钱仲元凶多吉少，估计这次彻底玩完了。不过，他没有把这层意思表达出来，只是试探地问：“他到底犯了什么事啊？” “怎么？你还不知道？”吴涛眼睛睁得溜圆，露出非常惊讶的样子，站起身，走过去把房门关上，“导火线就是建我们宿舍楼的那个包工头关老板。也不知道关老板犯什么事被抓了，在审问时他供出了钱仲元。说是装修我们支行营业室和修建职工宿舍楼时，他送了钱仲元10万元钱。” “10万元！”王加林喊了起来，“他做这两个工程赚得到那么多钱吗？” “切！”吴涛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用嘲弄的口吻予以回应，“你完全不知道行情。房地产开发和建筑工程装修都是暴利行业，一个工程下来利润多少，你想都不敢想！区区10万元，对于包工头来说，小菜一碟。” 王加林无语。他在牌坊中学教书时，也经常听老师们谈起关老板。 关老板是花园镇关王村的一个农民，小学都没毕业，后来不知怎么就成了建筑工头，名气一下子大起来，在花园镇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学校老师们谈起关老板总是津津乐道，连校长主任对他也是毕恭毕敬的。当时只知道关老板有钱，能够捐资助学、捐款济困，至于他到底有多少钱，又是如何赚来的，王加林还真不知道。 “不过呢，钱仲元这么一弄，是坏事，也是好事。”吴涛意味深长地说，又露出一脸的坏笑。 “你什么意思？” “他垮了，你们的机会就来了呗。”吴涛直言不讳。他所说的你们，是指包括王加林在内的四个副行级后备干部。上星期，市分行人事科刚刚来对他们进行了考察和民主测评。 “你扯淡！”王加林骂道，“好象我们巴不得他进去似的。要是大家都这么想，说不定还怀疑是我们使的绊子呢。” “开个玩笑。”吴涛自己给自己台阶下，接着又开始展示讨好的本领，“说实话，你老兄还是蛮有实力的，这次肯定有戏！我绝对看好你，上次测评时，我给你打的可是最高分哟。” “谢谢吴老弟。”王加林礼节性地道谢，至于是不是相信吴涛说的话，当然另当别论。 提到民主测评，吴涛显得愤愤不平。他说，信贷股田桂平等人很不地道，在给后备干部打分时，明显带有色眼镜，一点也不实事求是，完全是瞎搞！其中，一个人给罗新初和陈晓东满分，王加林和张银海的空着没填；另一个人格外“关照”选调干部，王加林的德、能、勤、绩四项都是不及格，而其他三个后备干部全是优秀…… 听到这里，王加林惊诧万分。吴涛提到的几个人，平常对他非常殷勤，特别是田桂平，总是说如何佩服他崇拜他，坚称只要孝北县支行提拔行领导，非王加林莫属！背地里，怎么会干出如此勾当？ 虽然吴涛透露这些有违纪嫌疑，但可信度毋容置疑，因为他参与过后备干部民主测评的统计工作。 田桂平中专毕业后分配到a银行花园办事处工作，算得上是业务骨干。在他勤奋努力、积极上进的时候，突然“空降”来一批选调干部，他肯定会有失落感，产生抵触情绪也情由可原。 对副行级后备干部的考察是两个月前开始的。市分行人事科多次派人到孝北县支行，召开员工大会，找干部谈话，分层次民主推荐和测评，征求孝北县委、县政府和县人民银行的意见。很多程序都走完了，最终提拔的人选可能已经确定，只是盖子还没有揭开。 从方方面面透露的信息和大家公认的看法，这次最有希望提拔的，应该是办公室主任王加林和信贷股长罗新初。人事股长陈晓东虽说占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毕竟年龄大了，学历又低，可能性不大；营业室主任张银海任现职的时间不到半年，资历太浅。 “你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就是老花园办事处的员工，对你也比较认可。”吴涛见王加林有点儿沮丧，继续给他打气。 “能力？能力值几个钱？现在谁还看重你的能力啊！”王加林用玩世不恭的口吻说，“有段顺口溜你没听说吗？年龄是个宝，文凭少不了，关系很重要，能力算个！” 吴涛笑笑，说：“年龄和文凭，你也不输给罗新初呀！” 这倒是实话。王加林和罗新初都是中专毕业，都是职后取得的大专学历，王加林29岁，罗新初34岁，在年龄上王加林优势比较明显。按照现行干部管理制度，股级干部提副科级，年龄不得超过35周岁。正如足球解说员经常提醒中国队的那句口头禅——留给罗新初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吴涛接着自己的分析：“再说资历吧，你和罗新初都是从外单位调入银行的，他的行龄比你长，但你是选调干部呀。根据市委文件精神，选调干部是应该优先得到提拔的。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市分行这次充实支行领导班子，主要是考虑到李金林马上到点了，想找一个能够接替他的人。李金林分管行政后勤、安全保卫和储蓄工作，这些与你办公室主任的工作性质都比较搭界，虽说你没有从事储蓄工作的经历，罗新初同样没有，他进银行一直在信贷岗位。况且，前段时间收学费你所表现出来组织存款的能力，全行上下有目共睹！” “那是因为我与教育界比较熟悉。”王加林谦虚地说。 他师范毕业后分配在花园镇牌坊中学教书，后来参加社会招聘进入a银行孝感市支行。到孝感工作仅一年时间，就赶上了孝感撤地建市，他又从孝感回到了花园镇，准确地说，是来到了孝北县。 在牌坊中学期间，王加林书教得不错，学生喜欢，家长崇拜，领导信任，同事尊敬，很快就进入骨干教师的行列。他多年担任毕业班班主任，还兼任学校语文教研组长、团委书记，在社会上享有良好的口碑，在教育界也小有名气。教育局和教育组的领导、花园镇各中小学的校长，几乎都认识他。加上他老婆方红梅又是县一中教师，银行宿舍楼建成之前，他们家就住在县一中，与县一中领导和财务人员比较熟悉。因为这些渊源，今年秋季开学报名时，王加林主动请缨，协助开展学费代收工作。 代收学费历来是银行之间业务竞争的焦点。 花园镇以往只有a银行、b银行、c银行和农村信用社，a银行代收学费份额一般在20左右。成立孝北县之后，增设了d银行，又有了邮政储蓄银行，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从四家增加到六家，而a银行今年的学费代收份额达到了48，占据近半壁江山。这当中，王加林功不可没。 “恕我直言，老兄的弱点还是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吴涛直言不讳，表现出非常真诚的样子，“现在社会风气就是那个样儿，你不可能独善其身。出污泥而不染，就只能接受失败的命运。该上门的还是得上门，该打点的还是得打点，办任何事情，前期投资必不可少。可能你还不知道，罗新初不仅找过赵行长，还去孝感找过王道欣副行长！连张银海都在利用关系上下活动，只有你老兄是姜太公钓鱼，稳坐在家里。等着天上掉馅饼，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啊？” 王加林沉默不语。罗新初和张银海四处活动找人帮忙的事，他已有所耳闻，但没有人这样当面告诉和提醒他。 吴涛的分析和告诫也不无道理，但是，要想真正打动王加林，让他改变“死不求人”的臭毛病，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这一点，吴涛心里也清楚。从孝感算起，他们在一起共事也有两年多时间，他对王加林的性格和为人还是比较了解的。 看到王加林一言不发，吴涛感觉有点儿别扭。恰好这时余丰新和宋司机回了，他便起身告辞。 “怎么样？还顺利吧？”王加林关切地问。 “顺利！交钱嘛，哪有不顺利的。”余丰新苦笑着回答，“4000块钱改了姓，两个战友也送到火车站去了。” 宋司机从外间进入里间，不好意思地讪笑。 王加林调侃道：“这都怪宋司机。在不姓宋，所以到处送钱。你白天送钱到储蓄所，晚上送钱给牌友，现在又送钱给公安局。” 办公室里的人都被逗得哈哈大笑，连胡蓉和袁萍也跟着起哄。 正在大家苦中作乐的时候，王加林的小舅子方敬文来了。 第二章 方敬文是来找王加林申办贷款的。 敬文是王加林的老婆方红梅的大弟弟，在孝感副食品批发公司上班。因单位经营效益每况愈下，已经不能正常开工资了，敬文就私下里跟着拜把子老兄二哥一起搞装修，想捞点儿外快贴补家用。 他说，最近老二接了一个工程，合同总价款50多万元。前期施工需要一笔垫款，他们已经想办法拼凑了一些，还差一点儿，想找姐夫帮忙贷款五万元。 “工程四十多天就可完工，竣工决算后贷款就能还上。”因为怕姐夫不相信，敬文还特地把签好的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带来了。 王加林的第一反应就是坚决不能贷。他倒不是怀疑合同有什么毛病，主要是对方敬文不信任。 说起他的这个内弟，很多方面还是可圈可点的。人长得英俊潇洒，一米七八的身高，膀大腰圆，皮肤白皙，五官端正，浓眉大眼，鼻梁笔挺，厚嘴唇，络腮胡，看上去特别性感。而且天资聪明，智商相对较高。初中毕业时，他是从家乡的方湾镇中学考上孝感一中的。 那年方湾镇中学考上孝感一中的男生只有四个人。在高中，他们虽然没有分在一个班里，但毕竟是老乡，几个人很快就聚在一起，结为拜把子兄弟。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而最可信赖的朋友，当然还是知根知底老乡。乡情，加上离家在外的孤独和寂寞，以及农村孩子进入城市之后的自卑和恐惧心理，促使他们模仿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发誓成为同生共死的铁哥们。 周一到周五，兄弟四人呆在各自的教室里完成学习任务，而一旦到了周末，他们就会迅速会合，从早到晚形影不离。 他们穿着从家里带来的最能见人的衣裳，学着城市待业青年吊儿郎当的样子，有时嘴里还叼着香烟，在孝感城的大街小巷到处闲逛。哪儿人多热闹，他们就往哪儿挤，也没什么具体目的，就是看看那里到底有什么稀奇古怪，人们为什么要聚在一起。 风景和热闹看够了，他们有可能钻进一家网吧，上网，打游戏，也有可能吵吵闹闹地结伴儿一起去看场电影，或者去录像室欣赏武打片。他们对逛商场没什么兴趣，因为身上的钱不多，买不了什么东西，同时觉得那是女生才做的事情。 城里的旮旮旯旯逛遍了，他们又把活动范围向城郊周边扩展。最后发现城西澴河岸边是个不错的地方，特别是临近河口大桥的大片树林和草地。高大的白杨枝繁叶茂，遮天蔽日，厚厚的草坪如绿色的地毯，四个人正好坐在树阴的草地上打扑克。有时，他们在学校里吃完早饭就往城西跑，买上一些饼干、锅巴、麻花之类的干粮，带上几罐啤酒，中饭就在河边解决，然后接着打牌，一直到夜幕降临…… 高一和高二两年时间，我们的敬文同学和他的三个结拜哥哥就是这么度过的。至于学习成绩，那自然全是稀烂。 进高三后，四个人几乎同时开始警醒：继续这样下去，过一年就要回家当农民啦！ 老大提议：必须悬崖勒马，暂停周末聚会，该好好地搞一搞了。 “就算考不上大学，也要争取中专。如果在孝感混了三年，最后连商品粮户口都吃不上，回去没法向老人们交账！”老大说得比较实在，而且非常动情。 大家纷纷表示赞成。 四个楞头小子这才真正紧张起来。能够从农村中学考入孝感一中，说明他们还是有些哈数的。只要能够真正把心收回来，扎扎实实擂一年，兴许还能在高考中取得不错的成绩。 遗憾的是，四兄弟中年龄最小的敬文同学刚刚离开“狐朋狗友”，又遭遇“红粉佳人”——班上一位漂亮的女生向他吐露了芳心。 幸福的敬文很快就卷入了爱情的漩涡。 住在孝感城读书，花费本来就高，方敬文这人手又比较撒。这两年与几个结拜兄弟一起吃喝玩乐，他出的钱最多。 比方四个人一起在小餐饮或者大排档上吃完饭，老大说，今天我来买单吧！说过之后人却坐在座位上纹丝不动。 老二坚决表示反对，怎么能让大哥破费呢？还是我来！说话的同时，右手插进上衣外套的内层口袋，摸了一会儿，又空着手慢慢抽出来。左右两只手同步插入上衣外面的两个荷包里，接着还是空手出来，双手又同步插入裤子的口袋，再老半天没有动静。 老三见此，非常迅速地摸出了自己的皮夹子，表现出非常慷慨的样子。都别争了，今天我来！打开皮夹子，却发现里面只有几张毛票和硬币，不够付账单的零头。 最后掏钱的，还是冤大头方敬文。 买零食买啤酒买香烟也是一样，哥哥们只是提建议、出点子、拿意见，跑腿去办事的，掏出真金白银的，总是我们可爱的敬文同学。 是因为他的家庭经济状况比三个兄长好一些么？大家如果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在这里还是多费点儿口舌，来聊聊方敬文同学的家庭吧！权当是对他这个借款申请人进行贷前调查。 敬文家住孝感市孝南区的方湾镇，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他父母结婚时，祖父已经不在人世，家里只有年迈的老祖母。 方爸爸方妈妈婚后的第二年生下一个女孩——也就是敬文的大姐方红梅。紧接着，如同串糖葫芦一般，跟着来了方腊梅、方敬文和方敬武，在不到六年的时间里，制造出了两女两男四个小生命。 也不晓得当时的人们怎么那么容易怀孕，而且那么能生，不象如今的年轻人，怀孕如同买彩票，全靠碰运气。有的结婚了好多年，女方的肚子总是没动静，于是找偏方，看中医，实在不行就人工培育受精卵，做试管婴儿。生孩子也不选择该出的通道，动不动就划开肚皮剖腹产。 有了四个小孩后，方家变成了祖孙三代七口人，也可以算作是大家人口了。 七张嘴巴要吃饭，全指望着方爸爸和方妈妈两个人。落实农田责任制——分田到户之前，夫妻俩天天出工挣工分，一年上头从来不偷懒，但年终结算还是缺粮户，一家人总也吃不饱肚子。 四个孩子一天天长大，一个接一个地上学，家里的负担越来越重。老祖母又总是三病两痛，常年卧床不起。大闺女红梅小学毕业那年，最小的敬武也该读书了。 瞅着孩子们都不在家的时候，从来没有进过学堂的方妈妈小心翼翼地建议，红梅读完小学就算了，不用上中学，退学回来挣工分，为家里分点儿负担。 方爸爸一听就火冒三丈。他坚决不同意，还骂方妈妈是个头发长见识短的蠢女人。鼠目寸光，只顾眼前利益，必定会耽误孩子们的前程。 “四个娃儿上学，报名费就得几十块钱，还要买笔买本买墨水，晚上写作业点灯要煤油，钱从哪儿来？家里还欠着生产队那么多的缺粮款。”方妈妈有些委屈地争辩道，“你看菜园子和红梅一样大的娃儿，还不是有那么多没上学。” 菜园子指的是他们所在的生产队。 方湾镇是乡政府驻地，有两条大街和十几条小巷子。每天上午，四邻八乡的农民来赶集，街上还是挺热闹。菜园子位于镇子的边缘，与热闹的街市隔着一条小河。 “别人家的娃儿怎么样我管不着。我自己的娃儿，只要想读书，哪怕是砸锅卖铁，我们也要供到底！”方爸爸义正辞严地表明自己的态度。 方妈妈不好再说什么了。她本来就是个老实巴交、贤惠善良的家庭妇女，做事慢条斯理，说话轻言细语，典型的贤妻良母。一向把上过高小的方爸爸的话当成圣旨，不是愁得实在没办法，她是不会与方爸爸顶嘴的。 新学年开始，这个家里走出了四个背着书包上学堂的“小儿郎”。 为了供孩子们上学，方爸爸利用晚上去街上有需求的人家打零工。他还把吸了十几年的烟戒掉了，酒呢，不是馋得实在没办法，绝对不沾。 一次带老祖母去镇卫生院看病，方爸爸无意间与大夫聊起了自己家里的情况。没想到那位大夫竟然是医院院长。好心的院长对一位农民能够如此深明大义，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突然问方爸爸，愿不愿意到卫生院当临时工。说得更具体一点儿，就是到医院食堂里当炊事员。 方爸爸满心欢喜地答应了，并保证自己一定能够做好。 就这样，方爸爸找到了一份每个月有30元钱收入的工作。 为了兑现自己的承诺，他到镇上唯一的国营餐馆拜师学艺。先是学白案，练习煮饭、蒸馒头、烙饼、做包子这些基本功，接着学红案，炒炸煎煮，努力把菜烧得色香味俱全。 因为每天早晨五点钟就要起床筹备早餐，方爸爸晚上只能睡在卫生院的一间单身宿舍里。 开过早饭，碗筷清洗收拾完毕，他就必须去菜市场买菜，为午饭做准备。 下午，他会抽出时间回菜园子看看老祖母，料理料理家务，或者去侍弄家里的几分自留地，给蔬菜上粪浇水。这些事不能耽误太多的时间，因为医生护士们的晚饭还等着他做咧！ 虽然住在同一个镇子里，方爸爸和方妈妈实际上过着“夫妻分居”的生活，难得找到亲热的机会。 四个孩子的衣服，总是大的穿了小的穿，经常是补丁摞补丁，特别是小闺女腊梅和二小子敬武，基本上没有穿过新衣服。 两个小家伙有时不免闹情绪，责怪方爸爸方妈妈偏心。 “哪个叫你晚出生的？你出生在哥哥姐姐的前面，还不是该你穿新的。”方妈妈笑着跟孩子们扯横皮。 方爸爸则对孩子们循循善诱，如同哲人一般地说：“不怕身上衣裳破，就怕肚子里没有货！” 大闺女红梅第一次参加高考落选，方爸爸二话没说，就让她继续复读。 结果第二年考上了孝感师范学校。 家里终于有人吃上了“商品粮户口”，方爸爸心里美滋滋的，成就感特别强。他整天乐得如弥勒佛，揣上两包好烟在口袋里，见到熟人就发。在卫生院做饭时，口里还哼着小曲。 方红梅师范毕业，分配到了家乡的方湾镇中学教书。那一年，妹妹腊梅刚刚参加完中考。成绩不怎么理想，只过了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 在腊梅是读高中还是继续在初中复读的问题上，一家人纠结了好几天。如果读普通高中，将来考上大学的可能性基本上为零，特别是女孩子，后劲都不足，想考上中专都难。而要是在初中复读，又没有学籍档案。初中属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对学籍管理特别严。要是以“黑户口”参加中考，又面临着被举报、取消考试和录取资格的风险。 “现在红梅在中学里教书呢，未必对教师的弟弟妹妹就不能给予一点儿优惠？”方爸爸有理有据地分析，并且对大闺女下了死命令，“腊梅的学籍问题就交给你了，你这个当姐姐的要多操一点儿心。” 就这样，决定腊梅还是继续在方湾镇中学复读，与刚刚升入初三的敬文同一个年级。 第二年中考，对于这个书香家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因为有两个孩子要接受升学的考验。 中考临近时，方爸爸向院长请了几天假，不去卫生院做饭了，全心全意在家里照应，以稳定军心。 吃过他精心制作的早餐，两个考生即将奔赴考场了。方爸爸双手在围裙上揩着，一个劲地嘱咐：“要沉着，莫慌！” 看到孩子们远去的背影，他自己的眼眶里却浸满了泪水。这个刚入不惑之年的汉子，一会儿进厨房，一会儿到卧室，一会儿站着，一会儿坐下，显得六神无主，心早已提到了嗓子眼上。 到了上午放学的钟点儿，方爸爸就在大门口翘首了望，如同迎接从战场上归来的战士。看到腊梅或敬文的身影，他又拿起身边的扫帚，在已经很干净的地面上扫着，装作不在意的样子，而眼睛的余光，却在偷偷观察孩子们的面部表情，以此来推测是考得好还是考得坏。 如果孩子们主动向他汇报“战况”，是好消息他就会浇冷水：“你容易别人也容易，水涨船高，不能骄傲，再接再厉，把下一科考好。”是坏消息呢，他又会给孩子们打气：“没关系，没关系！这科不行有下科，农业损失副业补。快点吃饭，吃完饭后好好睡一觉，把精神养好，以最好的状态迎接下一门考试。” 中考全部结束等待发榜的日子，才是方爸爸和方妈妈最受煎熬的时光。 方爸爸整日提心吊胆，坐卧不安。眼巴巴地问家里的两个考生，究竟考得怎么样，能够预估多少分，遇到镇上别人家参加过中考的孩子，也要拦下别人问这问那，在心里与自己的两个娃儿比较。他有时窃喜，有时伤悲，听到广播里播新闻就停下脚步细听，到卫生院就去找最新的报纸看。他一次又一次地向别人打听，中考的分数线可能是多少，录取比较高不高，除此之外，没有心思干其他的任何事情。 夜深人静，方爸爸一个人躺在镇卫生院那间简陋的宿舍里，辗转反侧，翻来覆去“烤烧饼”，或者强迫自己平躺着，睁着大大的眼睛等着天明。 他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两个孩子都能考上中专。这样家里的负担就能一下子减轻许多，真正看到出头之日。 “要是考不上中专，怎么办哟！”因为实在睡不着，方爸爸就从床上爬起来，把已经收起来的旱烟袋翻出来，坐在床沿上，又点燃了烟丝。烟丝随着他吸气的频率忽明忽暗。烟雾缭绕中，方爸爸愁容满面，时不时用手理理满头的白发。 和所有的农村父母一样，方爸爸坚持让孩子们上学的最直接原因，就是要孩子们跳出农门，吃上“商品粮户口”，成为“公家人”。而初中毕业生只有考上中专，才能做到这一点。 虽然中专与高中属同等学历，但在农村孩子和他们的家长眼里，两者有着本质的差别。考上中专，意味着读书再不用自己花钱了，学费、生活费都是国家出，还能得到助学金和奖学金，毕业之后能够分配工作，拿到稳定的薪水。而考上高中，哪怕是重点高中，却改变不了“农村人”的身份。读书的花销全是自己的，毕业之后得参加高考，如果高考落选，哪儿来的还得回哪里去，继续和父辈一样当农民，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修地球”。 因此，农村家庭会把孩子考上中专看成是“天大的喜事”，如同婚丧嫁娶一样地“过客”，大摆宴席，甚至请戏班子唱戏，请电影队放电影，亲戚朋友都会来送礼恭贺，而考上高中，是享受不到这种待遇的。即使你厚着脸皮“过客”，别人也不会来捧场。 说实话，就算腊梅和敬文都考上重点高中，仍然没有办法解开方爸爸的愁肠百结。在孝感城里读书，学费那么贵，每个月的生活费得好几十。虽说实行农田责任制后，家里分得了两亩多河畈地，但地里的出产加上他的工资，还不足以负担两个孩子进城上学的开销，何况，家里还有一个刚刚进入初中的方敬武…… 皇天不负有心人！中考成绩正式出炉时，带给方家巨大的惊喜：腊梅过了中专线，敬文过了重点高中线。 这样的结果是全家人最愿意看到的：后劲不足、发展潜力差一些的腊梅捧上了“铁饭碗”，而冲劲十足的敬文，则有希望去叩开高等学府的大门。 前段日子阴云密布、被沉闷的空气所笼罩的方家，霎时间云开雾散，有了一种拨开乌云见太阳的感觉。家里每一个人的愁肠都解开了，每一张脸上都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两个金榜题名的“英雄”在大姐方红梅的率领下，欢天喜地地去孝感中心医院进行了体检。 一切都比较顺利。 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日子尽管心情焦急，但还是快乐无比。 外人的羡慕嫉妒恨，让方爸爸更加开心。他整天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容，显得喜气洋洋的，碰到每一个人都主动打招呼，挑水担粪时，还自我陶醉地哼着楚剧《百日缘》，简直就是个快乐的大男生！ 前段日子一直愁眉不展的方妈妈，也变得容光焕发，走路脚步轻快，做事浑身是劲。人啊，都是靠精神活着的。 方爸爸和方妈妈甚至在商量着“过客”通知哪些人来，计算着可以收多少礼金。 腊梅填报的志愿是孝感师范学校。她想和姐姐一样，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人民教师。孝感师范学校位于花园镇附近的五里棚，那是姐姐的母校。姐姐的男朋友王加林又正好在花园镇牌坊中学工作。 多重原因让这个18岁的小姑娘把自己的希望和梦想都与那个叫五里棚的地方联系在了一起。她甚至询问过姐姐，五里棚与牌坊中学之间有多远，幻想着将来在师范里读书时，可以利用周末去看看未来的姐夫，或者与王加林一起结伴回方湾镇。 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只要录取通知书一来，方家就可以热闹起来啦。可是等啊等啊，直等到方湾镇中学其他过中专线考生的录取通知书都来了，敬文上孝感一中的录取通知书也来了，腊梅同学的却杳无音信。 眼看就要进入八月下旬，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家人再也没有耐心这样被动地等下去。 在方爸爸的催促下，红梅和大弟敬文一起，乘车赶到了花园镇，又步行到孝感师范学校。找熟悉的老师，找过去的班主任，找校长书记，最后得到的答复是：学校里根本就没有收到方腊梅的考生档案。 姐弟俩着急万分：这怎么可能？腊梅的档案投到哪里去了呢？ 别人说，这得去教育局招生办公室查询。 于是，他们又从花园镇坐火车到孝感城，心急火燎地赶往教育局。 招生办的工作人员最初不让查。方红梅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开了。方敬文也是低三下四地说好话，恨不到给别人跪下。 工作人员这才动了恻隐之心，进入档案室去查询。出来之后告诉他们说，方腊梅的学籍档案存在问题，考生档案被扣下了，没有投到招生学校。 这无异于晴天霹雳！ 身为初中教师的方红梅很清楚，一旦学籍档案出问题，就等于给考生判了死刑，找任何人都没有用。别说读中专，腊梅现在连重点高中都去不了。 姐弟俩如泄气的皮球，无助地走出教育局，迈着沉重的双腿前往长途汽车站，准备打道回府。 乘车回家的路上，他们仍然觉得这件事情蹊跷：方湾镇中学复读过线的考生有好几个，为什么别人都收到录取通知书了呢？ 当然，他们不会因为腊梅落选就去控告别人，只是觉得出现这样的结果蛮奇怪，而且对腊梅太残酷，太不公平。 可以想见，在家里眼欲穿地等候他们的亲人们，听到这一消息时会是什么情形！ 大喜之后的大悲，往往比最初的悲伤更具杀伤力。如果腊梅中考成绩不理想，直接落了选，大家或许只是郁闷两天就没事了。可是，她考出的分数比敬文还要高，给全家人带来了至高无上的期望，把大家喜悦的情绪推到了最高峰，现在一下子又跌入谷底。这无异于把一个人高高举起，然后再重重地摔下。 方爸爸和方妈妈的精神完全崩溃了。两位可怜的老人整天以泪洗面，重回唉声叹气、心灰意冷、愁眉苦脸的节奏。 直接当事人腊梅姑娘所受到的打击自不必说。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茶饭不思，也不听人劝，有时躺在床上昏睡，有时坐在凳子上发呆，时哭时笑。我们真担心她的精神方面出现问题。 最不堪一击的还是老祖母。老人家在红梅姐弟从孝感回来的第三天，就带着对后人们的担忧离开了人世…… 计划中的报喜成了报丧。亲戚朋友从四面八方来到方湾镇菜园子，参加了老祖母的葬礼。 安葬完老祖母，家里已经债台高筑。方爸爸还是东挪西借，凑够了敬文的学费和一个月的生活费，让他去孝感一中报到。紧接着，方爸爸又让大闺女红梅到肖港镇中学找人帮忙，坚持把腊梅送到那里读普通高中。 为了及早偿还家里欠下的债务，方爸爸卖掉了家里的睡柜、穿衣柜和两口木箱，方妈妈则偷偷到孝感的私人医院里卖血…… ——这就是方敬文赴孝感一中上学之前的家庭背景。 如果没有这一大段罗嗦的叙述，我们或许对敬文与结拜弟兄们的寻欢作乐可以理解。农村孩子没有见过世面，进入城市之后对什么都感到新奇，课余时间偶尔放纵一下，也未尝不可。我们甚至可能对重哥们义气、出手慷慨大方的方敬文充满敬意。 但是，当我们知道了家人是在怎样的情况下送他进城读书的，方爸爸方妈妈对他寄予了多么大的期望，在肖港镇中学读书的腊梅同学是如何的节俭、如何勤奋努力地学习，我们就会觉得他的行为不可原谅。同样是在外面读高中，敬文每月的花销比二姐腊梅一年用的钱还要多。特别是他在高三恋爱后，花钱简直如流水！ 这些钱当然不是他自己挣来的，而是他编造谎言、虚列名目，向方湾镇的父母和大姐索要的。 敬文是父母生下两个女孩之后，苦苦盼来的第一个男丁，打小就格外受宠。不只是方爸爸方妈妈宠爱他，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同样娇惯他。享受额外的关照，得到特殊的保护，拥有各种各样的特权，家里只要有好吃的、好玩的东西，肯定优先满足他。 这种娇生惯养造就了他唯我独尊的性格。他在家里处于绝对核心的位置，老少三代人都是围着他在转。尤其是方爸爸，对他格外的迁就。直到他到孝感读书之后，因为钱的问题，父子之间才开始发生冲突，慢慢就有了裂痕和间隙。 由于敬文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家人说假话，方爸爸对他失去了基本的信任，不论他讲什么，方爸爸总会说：“莫听他胡扯！他的话，只能作参考。” 高一高二的寒暑假，敬文虽然回到了家里，但大把的时间还是和结拜兄弟们一起度过的。 四个人除了在方湾镇上寻乐子以外，就是轮流去某个兄弟家里打牌。吃的喝的自然由那位兄弟的家人负责。 敬文家距方湾镇最近，上街比较方便，加上方爸爸做的菜好吃，四个人聚在他家的时间相对比较多。 碍于情面，方爸爸方妈妈每次都是跑前跑后、竭尽全力的伺候他们，但内心里还是有些不痛快。几个人在家里吵吵闹闹，影响了二闺女腊梅和老幺敬武温习功课不说，也确实增加了家里的开支。 不痛快又不能说，还不能表现在脸上。方爸爸和方妈妈都感到很憋屈。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忍着。 到了高三的寒假，敬文没有把结拜兄弟们带回家，却带回一个花枝招展的女同学。 方妈妈又惊又喜，拉着这个城市姑娘的手问长问短，俨然已经把她看成自己的儿媳妇。 方爸爸却忧心忡忡，脸拉得老长，没有半点儿笑容。 “完了！完了！三年的钱白花了。”送走敬文和他的女朋友之后，方爸爸痛心疾首地发着感叹。 果然，第二年的高考，方敬文考得一塌胡涂，连中专线都没有过。而跟他一起玩的三个结拜兄弟，老大过了中专线，老二老三过了大专线。 敬文原以为女朋友会来抚慰他那颗受伤的心，给他一些安慰和鼓励的，结果别人不再理他了，快刀斩乱麻地与他拜拜。 爱情的鸟儿飞走了。 在肖港镇中学参加高考的腊梅同学也名落孙山。她读书已经快读疯了，眼睛也快读瞎了，于是赌咒发誓，打死再也不复读。 但这事由不得她。 面对两个孩子的高考失利，方爸爸表现得比三年前要平和许多。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饱经沧桑的方爸爸，已经能够接受任何残酷的现实了，抗打击能力明显增强。 他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对两个垂头耷脑的“败将”说：“你们都去孝感复读！什么时候考上，什么时候回来见我！” 至于复读的费用，他只能去花园镇，找已经结婚成家的女儿女婿帮忙了。 就这样，敬文和腊梅又开始在孝感城内两所不同的高中复读。 第二年，他们同时被孝感地区财贸学校录取。 财校毕业后，方腊梅分配到了方湾镇工商行政管理所。方敬文则留在了孝感城，供职于孝感市副食品批发公司。 因为敬文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文章也写得不错，他被安排在副食品批发公司办公室做行政工作。象大多数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一样，他每天上班早去晚归，周末加班加点，对领导唯唯诺诺，不管是不是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哪怕是领导的私事，都抢着去做。 很快，敬文就得到了公司经理的赏识和认可。经理不仅提拔他为公司团总支书记，还做起月下老人，把自己的亲侄女李华介绍与他认识。 两个年轻人相处不到半年，就开始谈婚论嫁，并且顺利地步入婚姻殿堂。李华在市化工厂上班，虽说只是个工人，毕竟也是国营单位。 小两口初婚的日子过得还算滋润。最主要的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娃方敬文在孝感落了户，成了体面的城市人。 副食品批发公司职工宿舍楼位于孝感市区最热闹的北正街。敬文李华住的是两个相邻的单间房，他们在中间开了一个门，把两间房打通，又隔出部分空间做厨房，辟出两平方米做厕所，改成了有模有样的套房。 这套二十多平米的房子，不仅是敬文李华的安乐窝，更是方家老少两辈人的骄傲。方爸爸不再对大儿子横挑鼻子竖挑眼了，父子关系虽然算不上融洽，但也不象往日那么紧张。儿长三十岁，老子往后退。这是自然规律，方爸爸不愿意去强行违抗，免得大家都不开心。 敬文李华婚后的第二年，有了一个儿子，取名亮亮。 亮亮的到来给他们的小家庭及双方的亲人们带来无尽的快乐。这个小东西，简直成了大人们的开心果。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争着亲他，叔叔姑姑舅舅小姨抢着抱他，有时都感觉到分不匀。 不过，开心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多了一个“小太阳”，家庭经济开支成倍增长。更要命的是，敬文所在的副食品批发公司和李华上班的市化工厂都开始走下坡路，效益一年不如一年。 到亮亮上幼儿园时，往日红红火火的市五金交电批发公司、市纺织品批发公司、市百货批发公司相继破产倒闭，市副食品批发公司勉强维持，也是名存实亡。市化工厂则处于半停产状态，只能给工人们发生活费。 收入大幅度减少，哄抬上去的消费水平又下不来，想改变已经形成的大手大脚、铺张浪费、花钱如流水的习惯，那更是比登天还难！敬文和李华开始陷入经济拮据、捉襟见肘的苦难岁月。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夫妻俩于是经常吵架，一家三口逢年过节回方湾镇，再也不如往日那么风光无限了。人穷志短，一块钱难倒英雄汉。为了养活老婆和儿子，方敬文重新开始向年迈体弱的父母伸手，找两个已经出嫁的姐姐“借”钱。这里的借之所以要打上引号，是因为他“借”钱是没有打算偿还的。 三个月前，他刚从大姐红梅那儿“借”走两千元，说是要交亮亮参加乒乓球训练的学费。承诺一个月就还，可到期后一直没有动静。今天来谈贷款的事情，敬文对那两千元的欠款闭口不提，似乎根本就不存在那么一回事情。 这种人，即使是亲爷老子，你也不敢为他办理贷款呀! 贷款是银行资金，不是个人的钱，出了问题是要承担责任的。再说，贷款的首要条件就是要确保资金安全，要审查借款人的财务状况和人品。总不能因为有亲戚关系，就把所有的制度和原则抛到九霄云外吧！ 王加林告诫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为方敬文办理贷款。当然，他不是简单生硬地拒绝，而是把话说得比较委婉。理由是：方敬文的户口不在孝北县，又提供不了担保，不符合借款的条件。 第三章 看姐夫完全封了口，而且态度那么坚定，方敬文觉得已经没有回旋的余?32??，只得懊恼而又失望地告辞。 王加林非常热情地留内弟吃晚饭，还从裤腰带上取下钥匙串，叫敬文自己先去家里，看看电视，他快下班时就回。——王加林住的也是银行新宿舍，一单元四楼，敬文去过多次，很熟悉。 方敬文谢绝了姐夫的好意。他说自己还得赶回孝感，手头一大堆事情，加上老二还等着他贷款的信儿。 王加林于是起身送内弟下楼。在银行大院门口，两人有些尴尬地告别。 方敬文出银行之后，径直左拐，沿胜利路往花园火车站方向疾行，但走了分把钟的样子，他的脚步又放慢下来，思考起是坐火车还是坐汽车回孝感这个问题。 孝北县城和孝感城同在京广铁路线上，南来北往的火车很多，但因为两个火车站都是小站，停靠的客车不多。这个钟点，不知道有没有南下在孝感站停的列车。坐长途汽车吧，又得前往新城区的孝北汽车客运站，步行得花半个多小时。孝北县城没有出租车，城内拉客营运的，只有电动三轮车或者双轮摩托，大家习惯地称之为“麻木”。 方敬文于是停下脚步，左顾右盼地寻找着“麻木”。“麻木”没有看到，他的目光停在了“孝北县第一高级中学”的招牌上。学校与a银行紧密相邻，准确地说，只有一墙之隔。敬文的大姐——也就是王加林的老婆方红梅就在这所学校教书。而且，王加林一家在学校里住过四五年，直到a银行新宿舍落成后，他们才从校园里面搬出来。 敬文对这所学校同样也很熟悉。这个时候他把目光停在学校的招牌上不挪开，当然不是因为恋旧，怀念造访姐姐姐夫故居的日子。实际上，他对自己的借款要求被姐夫轻而易举的否决还是不甘心。好不容易来孝北县一趟，姐夫简单几句话就把自己打发了，未免显得太窝囊。这与自己从孝感出发时的满怀期望相差甚远。再说，回去又如何向老二交账呢？老二对他的这次孝北之行是寄予厚望的。 他想去孝北一中找大姐说说，让大姐做做姐夫的工作，或许贷款的事情会有所转机。 这样想着，方敬文就到学校门房登了记，然后沿着一条狭长的林往校园深处走。 作为孝北县的最高学府，这所学校可是很有些年头。学校创建于1952年，最初叫孝感县三中，后来又更名孝感县花园中学、花园镇中学、孝感县第二中学，孝感县改为地级市时，校名又改为孝感市第二高级中学。无论是在孝感县还是县级孝感市，这所学校一直与孝感一中齐名，一南一北统治着全县的高中教育，是全县为高等院校输送人才的主力。有些年份，这所学校的高考升学率甚至超过了孝感一中。学校因此荣膺湖北省首批办好的重点高中，湖北省示范高中。遗憾的是，方红梅进入这所学校的时间稍微晚了些，如果她能够在妹妹腊梅和大弟敬文第一次高考落选之前调进这所学校，弟妹们就不会为寻找复读的学校平添那么多的愁绪、耗费那么大的气力了。孝北县诞生之后，学校正式定名为孝北县第一高级中学，简称孝北一中。 敬文虽说来过孝北一中好多次，但他只是对通往大姐“故居”的路线以及“故居”周边比较熟悉。至于学校教学楼、办公楼、实验楼、教工宿舍楼、学生公寓楼的情况，他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大姐红梅在哪儿办公抑或在哪个教室上课。不过，这些事情难不倒副食品批发公司的业务员。鼻子下面是大路，张口问问不就什么都知道了！ 很快，他就在一栋欧式建筑风格的小阁楼里见到了大姐方红梅。 正在埋头批改作业的红梅老师听到其他老师说有人找她，又抬头看见大弟敬文时，她迅速从座位上站起来，高跟鞋“咚咚咚”地敲击着实木地板，来到弟弟的前面。 “你怎么来了？”因担心娘家出了什么事情，方红梅的神情有些紧张，语气显得急促。 “一点儿小事情。”敬文尽量放松地回答。 “走，我们下去说！”方红梅在前面领路，带着弟弟走下木楼梯，走出小阁楼，来到楼前的一棵大杉树下面。 这棵杉木的树冠直径超过十米，塔形树冠如同一个巨大的绿伞罩着地面，形成一片很大的树阴。 方敬文就在这片树阴下面向姐姐道明了此行的目的。 “既然你姐夫说他们不对孝北县以外的人贷款，银行肯定有这样的规定，那还能有什么办法呢？”红梅老师不怎么关心丈夫工作上的事情，对贷款方面的规定一无所知，她也感觉比较为难。 方敬文对姐姐的这种表态深表失望，一时语塞。不过，他马上又来了灵感：“那以老大的名义贷款行不行呢？老大在孝北县工作，而且是公务员，还是股级干部，银行总该可以信任吧！” 老大就是他在高中时结拜的大哥金安。金安中专毕业后，分配在孝感市人事局工作。孝感撤地建市时，也被选派到了孝北县，是360个“倒霉蛋”中的一个。眼下，在孝北县人事局任股长。 “行不行还是得问你姐夫。”红梅老师回答得比较谨慎，而且产生了一个新的疑问，“金安愿不愿意以他的名义贷款呢？” “这个绝对没问题！”敬文显得非常有把握，他坚信大哥是会帮助他这个小弟的。 方红梅却心存疑义。她提议说：“这样吧！你先去征求一下金安的意见，如果他同意了，我们再一起去找你姐夫。” 县人事局在新城区。坐“麻木”过去，再从那边回来，少说也得四十分钟，加上找人和谈事，恐怕得一个多小时。再过那么长的时间，银行早就下班了。 方敬文沉思片刻，问：“学校里能打电话吗？我有老大的号码，在电话里跟他讲一下就行了。” 孝北一中总共有两部电话，一部在学校办公室，一部在门房。办公室的电话是学校领导们用的，办公室主任严格把关，一般不允许教师私人打。加上办公室里那么多人办公，说话也不方便，所以，方红梅提议去门房看看。 姐弟俩一前一后，穿过尘土飞扬的操场，走过幽静的林，来到学校门房。 门卫老头听他们说明来意，脸上浮现出坏笑，非常大度地说：“你们自己去打吧！” 姐弟俩连声致谢，走进门房，却看见桌上的电话机锁在一个白铁皮盒子里，只露出一个听筒。接听电话还可以，拨打电话必须用钥匙把铁盒子打开。 门卫老头笑着解释说：“电话被保卫科锁上了，钥匙在保卫科长手里。” 因为受了捉弄，红梅老师有些生气，不再理睬门卫老头，故意大声对弟弟说：“去你姐夫办公室打吧！” 出了学校大门，方敬文并没有去右手边的a银行，而是犹豫不决地站在街道上。他刚从姐夫那儿出来，不想这么快又回转去，更不想让姐夫知道他搬姐姐当救兵。他对姐姐说：“算了，我还是去邮局打吧！又不是长途，花不了几个钱。” 县邮电局也与县一中相邻，出校大门的左侧。 县一中面积很大，几乎占孝北县城老城区的四分之一，但有一个比较大的弱点，就是学校大门窄小，显得不气派。校园形状呈“凸”字型，或者说，仿佛一个肚子很大的葫芦，出学校必须通过a银行与邮电局之间的一条狭长的巷子，才能到达门口的胜利路。 姐弟俩进邮电局后，敬文到柜台前挂电话，红梅坐在长条椅上等候。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对方迅速叫来了金股长。 兄弟俩嘻嘻哈哈地聊起来，通通骂骂地寒暄了好半天。进入正题后，敬文表情严肃，絮絮叨叨地描述事情的来龙去脉，谨小慎微地提出了要求。但方红梅听得出，金安并没有象弟弟预料的那么爽快地答应。 电话打了十多分钟，似乎也没有达成一致。 最后好象是金安邀请敬文去吃晚饭，方敬文回答说：“谢谢了，我火车票买好了，回孝感有事。” 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因为生气，方敬文的脸红一阵白一阵。面对从长条椅上站起来的大姐，他有些遗憾地解释道：“老大说，县政府对公务员个人贷款管得比较严，必须由财政局开具个人收入证明，还要取得工作单位人事局的同意，有点复杂。” 看到弟弟一次又一次碰钉子，方红梅心里不好受。血浓于水，毕竟是一奶同胞的姐弟，她特别同情弟弟眼下的光景。 “这样吧，你先回去。我下班后再跟你姐夫说说，看他能不能想想其他的法子。” 也只能如此了。 方敬文默不作声地点点头，然后，转身朝花园火车站的方向走去。 目送弟弟远去的背影，方红梅突然觉得眼眶发热，喉咙发硬，泪水不自觉地漫了出来，伴随着一阵一阵的哽咽。她从口袋里掏出纸巾，擦了擦脸，然后返回孝北一中校园。 坐在办公室里，方红梅再也无心批改作业或者备课了，满脑子里全是大弟弟敬文的身影。 方家的四个孩子中，从小到大，敬文一直是“领袖”人物。特别是他财校毕业分配在孝感工作，成为“城市人”之后，全家人都以他为骄傲。后来，他又娶了城市姑娘李华当老婆，还造出了白白胖胖、活泼可爱的亮亮，简直就是方家传宗接代、改良品种的功臣！ 那几年，敬文一家三口吃的、穿的、用的东西，总是在方家领导时代新潮流，另外几个小家庭只能跟在他们屁股后面跑，或者争相效仿。逢年过节聚在一起，敬文李华也是玩得最潇洒的，打麻将“斗地主”，千儿八百的输赢眼睛眨都不眨。 没想到这两年说不行就不行了，消费水平直线下降，日子过得每况愈下，步履维艰，连维持温饱都感觉吃力。今年夏天，敬文两口子送亮亮去学打乒乓球，他们竟然连培训费和购买球拍、球衣的钱都出不起！无奈只有找方红梅借了2000元。 副食品批发公司和孝感化工厂都是要死不活的，破产倒闭是迟早的事情，敬文和李华已经濒临失业的边缘。再不想想办法，一家三口如何活人呢？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亲情上，方红梅都觉得她应该帮弟弟一把。她下决心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说服老公，甚至不惜软磨硬泡、寻死觅活，逼迫王加林为敬文贷款。 拿定主意后，红梅老师又从抽屉里找出自己的红墨水钢笔，继续批改桌上的一大摞学生作业。 “方老师，a银行的钱仲元是不是出事了？”方红梅刚把注意力集中到批改作业上，突然有老师这样问。 “出什么事了？” “你住在a银行都不知道啊！”问话的老师惊诧于方红梅的消息闭塞，神秘地回答说，“钱仲元被检察院抓了。街上的都议论成一锅粥了！” “是吗？什么时候的事情？”红梅老师确实是第一次听说，脸上满是惊愕，眼睛瞪得铜铃一般。 “昨天下午快下班时抓的，钱仲元的老婆也被带走了，听说还抄了家。家里的现金、存折、金银首饰都被拿走了，连彩电也搬走了。” 这简直是爆炸性的新闻！办公室所有的老师都停下手里的活儿，开始静心旁听，或参与评价和议论。 因为钱仲元是花园镇本地人，又长期在a银行花园办事处当一把手，老师们对他都比较熟悉。往日提到他，总是如雷贯耳，现在突然听说他被抓了，大家都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幸灾乐祸的比较多。 人们普遍喜欢看到混得比自己如意的人栽跟头。 至于钱仲元因为什么被抓，版本也有多种多样。有的说，他在修建银行宿舍楼和装修营业室的工程建设中收受贿赂，——这与前面吴涛探听到的消息差不多；有的说，他在发放贷款的过程中，故意刁难别人，索要好处费，吃回扣；有的说，他当办事处主任时私设小金库，而县支行成立之后，又没有上交，把小金库的钱与几个知道内情的人瓜分了；还有的说，他挪用公款做生意赔了钱，又拿公款去澳门赌博…… “这种人就该抓，罪有应得！”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上天还是长着眼睛的。” “银行工资那么高，待遇那么好，他还这么贪！真是人心不满百啊！” “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够用就行了。要那么多干啥？真如孔乙己说的那样，愈是有钱，愈是一点也不肯放松。” “在银行上班，根本不用自己花钱买衣服，一年四季的工作服都穿不了。有春秋装，有夏装，有冬装，冬天连呢子大衣都发！” “衣服算什么！逢年过节银行什么都分。端午节分粽子，分咸鸭蛋，分皮蛋，分芝麻绿豆糕，中秋节分月饼，分板栗，到了元旦春节，那更是不得了！鸡鸭鱼肉，烟酒糖果，干果水果，年货根本就不用自己操心。” “非年非节，他们还不是隔三差五分东西，大包小包地往家里拎。洗衣粉呀，牙膏牙刷呀，卷筒纸呀。” “好单位就是不一样，连卫生纸餐巾纸都发！擦嘴巴的有了，揩屁股的也有了。” “孝北县a银行还叫差的。我听说，孝感市a银行给一个职工发了一台空调！” “在银行上班，每天就坐在那里数个钱，记个账。他们凭什么拿那么高的工资，享受那么好的待遇？我们学历比他们高得多，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收入不及他们的零头。这种理去哪儿讲去？” “中国就是这样，你没听说过吗？写书的不如卖书的，采油的不如卖油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 老师们议论的话题，轻而易举地就跑偏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大家心里都有气，而且憋闷得太久，今天正好找个机会发泄发泄。 办公室里唯一没有参与议论的是方红梅。她是银行家属，是“社会不公”的受益者，因此只能装聋作哑，一言不发。事实上，在大家唾沫四溅的抨击银行、针砭时弊时，方红梅的大脑也没闲着。她想的，还是大弟敬文贷款的事情。 听到大家说，钱仲元有可能是因为贷款的事情被抓时，红梅老师的心里咯噔了一下子，开始重新审视她刚才做出的决定。 如果给敬文贷款确实违反银行的规定，或者这笔贷款发放出去之后收不回来，因此给丈夫带来不利的影响，这是方红梅不愿意看到的。 丈夫拥有较好的职业和职位，是他们一家三口丰衣足食、生活稳定的基础。而为了得到眼下这一切，他们经过了多少艰辛的努力啊！还有一点更重要，那就是方红梅和王加林是患难与共的夫妻，彼此那么相爱，一起经过了那么多的磨难和挫折，他们不愿意让对方受到哪怕是一丁点儿伤害。 红梅和加林是在师范学校里认识的。他们同一年参加高考，同时被孝感师范学校录取。两人不仅同年级同班，还是同桌。 多年以后，当师范学校的老同学们探究他们为什么会走到一起时，一直找不出让人信服的理由，“同桌”被认定的唯一合理的解释。所以，很多被方红梅拒绝的男生都不服气地说：“如果当年班主任安排我和你同桌，你还不是会选择我！” 是不是这样我们暂且不论，我们首先还是来谈谈大家为什么普遍觉得王加林“走运”。 前面我们已经知道，孝感师范学校不在孝感城，而在花园镇。准确地说，是在距花园镇西边五里路远的一座名为五里棚的小山上。学校的前身，是“”时期修建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恢复高考制度之后，才改为培养小学师资的中等师范学校。 王加林和方红梅进校时，学校实行的是两年制，招收高中毕业生或者具有同等学历的社会青年。随后就改为招收初中毕业生的三年制，这也是红梅的妹妹方腊梅为什么能够填报这所学校的原因。学校每年招收新生四个班，200多人，在校学生少的时候400多人，多的时候600多人，规模堪称“微型”。 那时，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尚未形成，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极其低下，是个不受欢迎的职业。愿意报考师范院校的“有志青年”不多，而中等师范这类培养小学教师的学校，更是学子们万不得已的“末位选择”。走进师范学校求学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农村来的穷孩子，他们最直接的目的就是端上公家的饭碗，吃上“商品粮户口”。 孝感师范学校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男生多女生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男生，女生占比不足百分之五。王加林和方红梅所在的那个班，五十多名学生只有三个女生，同年级的另外三个班分别只有两个女生。比他们高一年级的四个班更惨，竟然有两个是“和尚班”！ 算一算大家心里就清楚了，八个教学班430多名学生的孝感师范学校，女生只有13人。“狼多肉少”的局面到了何等惨烈的程度！ 他王加林何德何能，凭什么分得一杯羹？ 一米六五的身高，属于“三等残废”；相貌平平，穿戴土得掉渣；成绩一般，从来没有当过班干部；师范学校里最长脸的体育、音乐和美术，他没有一样是入门的。尤其让人生气的，或者说，让人简直难以忍受的是，被他揽入怀抱的方红梅，却是孝感师范学校的校花！ 红梅同学身材修长苗条，举止端庄大方，长得特别漂亮，酷似红极一时的日本女电影演员山口百惠。留着一条拖到屁股后面的长辫子，走起路来左右摆动，引人无限遐想。她能歌善舞，经常参加学校举行的大型文艺汇演。至于学习成绩和组织能力，那更是没得说的！第一学期，红梅同学就被大家选为副班长，第二年升任团支部书记，并兼任校学生会的文艺部长。 大家评评，方红梅配王加林，是不是鲜花插在牛粪上！ 那么，王加林又是使用了什么旁门左道，运用了什么不可告人的手腕，给一时糊涂的红梅同学灌了什么样的“迷魂汤”？ 如果大家仅从这方面去寻根究底、追根溯源，那就有点冤枉我们老实巴交、为人本分的加林同学了。虽说他有幸被安排与女生同桌，但刚开始上课时，他每天都如坐针毡，浑身不自在，整整三个月没有与方红梅说一句话！最后还是人家女生主动与他交言的。 这样一个在“男女授受不亲”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16岁的少年，别说在女生面前耍花招，能够与女生说话不结巴、不如关公一般满脸通红，就谢天谢地了。 交个实底吧！王加林能够引起方红梅的关注，还是因为他们的班主任汤正源。 安排他们同桌，汤老师是无心的。全班54个学生，两个人坐一张桌子，三个女生中必有一个与男生同桌。在确定这个男生时，汤老师只是觉得王加林在班上年龄最小，对男女之间的事情开窍可能会晚一些，完全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当时学校对学生恋爱可是明令禁止的。 不过，后来查阅时，汤正源发现王加林竟然和自己是老乡，都是双峰山风景管理区人。与王加林交谈之后，汤正源更是兴奋得叫起来：王加林的母亲居然是他小学时的同学！小时候玩过家家，他们还结拜过姐弟。 班主任汤老师对王加林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 汤正源结婚较晚，女儿还未满周岁，班上的三个女生时不时去他家，逗他活泼可爱的女儿，或者帮他料理一些家务。心情好的时候，汤老师的话就特别多，常会提到与王加林的奇遇，饶有兴趣地谈起王加林的母亲和他那个多灾之难的家庭。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方红梅在自觉不自觉中，就特别关注起了这个在苦难中长大的同桌，开始更深入地接触和了解王加林，同情转化为友情，友情又转变为亲情，并最终上升为爱情。 第四章 红梅和加林是临近师范毕业时私订终身确定恋爱关系的。那年他们都是?32??八九岁的年龄。 因为“不准谈情说爱”纪律的约束，他们不敢公开这种关系，恋爱的方式也只是“地下活动”。比方，满怀深情地写一封情书，偷偷塞进对方的屉子里。早读时相约一起去小树林里读英语。只有周末的晚上，学校不强求晚自习的日子，他们才敢冒天下之大韪，到校园外面的小山上约会。不过，约会的时间不能太久，学校大门十点钟上锁，他们必须在关门之前回到校园。有一次，由于粘乎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儿，两人紧赶慢赶气喘吁吁地跑回学校时，大门还是锁上了。又不敢喊门，那等于不打自招，十点之后进校园的人是必须逐一登记的，那样的话，第二天就会闹得满城风雨。 开房呗！聪明的读者可能会这样支招。可事实上，这种提议最不靠谱。孝感师范学校建在荒山野岭，除了校园里面学校书记的爱人开有一个小卖部，周边别说没有店铺，连村庄农户都没有，去哪儿开房？再说，就算有旅店，身为学生，你敢去开房么？想不想保留学籍了？想不想拿毕业证书了？ 那就翻围墙。这种办法确实有人尝试过，但风险特别大，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学校围墙少说也有三米高，沿着围墙外面寻找，运气好的话，有可能找到一棵紧挨墙体的大树。顺着树干往上爬，到达围墙的顶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困难的就是如何下去。围墙里面的情况完全不清楚，不可能那么巧，同时也有一棵紧挨墙体的树等着你。墙顶面很窄，而且埋有玻璃茬子，根本不可能在上面行走。手也难以在上面抓牢。直接往下跳，则有可能摔成骨折，弄个半身不遂。 红梅同学和加林同学都缺乏那种冒险精神和胆量。 万般无奈，他们只能选择在学校外面过夜。 重新回到他们刚才缠绵过的松树林，找了个相对隐蔽的小土坑。他们脱掉外套垫在地上，相拥着坐在衣服上，准备这样呆到天亮。好在当时是夏天，夜晚又天气晴好，不然是很难实施这套方案的。他们屏气凝神地坐定，正打算闭上眼睛开启睡眠模式时，树林里的野蚊子开始向他们袭击，地上的黑蚂蚁也伺机往他们身上爬。他们不得不站起身来，与这些讨厌的家伙们搏斗。结果，整个晚上两人都没怎么睡，而且浑身上下满是幸福的红疙瘩。第二天早晨，估计学校大门已经打开，他们不敢同时返回。两人一前一后，拉开百十来米的距离，狼狈不堪地回到了学生宿舍。 平时在教室里，两个异性同桌总是装作一本正经的样子，“地下活动”尽量隐蔽进行。不过，恋爱这种事情，多多少少还是会露出一些蛛丝马迹，让嗅觉灵敏的同学们抓到把柄。当其他男生预感到他们心中的女神已经“名花有主”时，内心的失落和愤怒油然而生。学校每年开设一个英语班，专门培养英语教师，另外三个普学班是没有英语课的，而王加林却天天早上去校园外面听英语广播，有时还让方红梅陪他练习对话和口语。这种不务正业的装腔作势，首先成为大家抨击的口实。 “学什么英语！他就是故意装门面，表明自己毕业后重新参加高考的决心，骗取女生的崇拜。” “练习对话找男生不是一样的？为什么非要找一个女生？他就是黄鼠狼给小鸡拜年，没安好心！” 大家都盼望着王加林的狐狸尾巴早一天被学校发现，学校领导秉公执法，从严处理，最好是开除他的学籍。不过，大家又不愿意看到亲爱的红梅同学因此受到牵连。 师范毕业之后，方红梅分配到了她的家乡方湾镇中学，王加林则留在了花园镇，先是在一所小学的“戴帽”初中里教语文，之后调到了牌坊中学。 方湾镇在孝感南部，花园镇在孝感北部，两镇相距一百多里路。时空的阻隔有没有可能拆散这对稚嫩的鸳鸯呢？男生们拭目以待，一些自认为实力较强的迅速参与其中，开始追求方红梅，挖王加林的“墙脚”。不过，很快他们就发现这种努力是徒劳无功的。 在分居两地的日子里，几乎每一个周末，方红梅和王加林都会舟车劳顿地聚到一起。不是红梅到花园镇，就是加林到方湾镇，不让每一个休息的日子在两地相思中度过。 参加工作的第三年，方红梅通过与别人对调的方式，从方湾镇中学调到了花园镇牌坊中学，与自己心爱的人开始耳鬓厮磨共筑爱巢。 前面我们已经不只一次提到牌坊中学，当然后面还将无数次地提到，因为这所学校对于故事的主人公王加林太重要了！毫不夸张的说，在这所学校工作和生活的日子，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最珍贵、最温馨、最艰辛的，同时也是最依恋、最值得回忆的时光。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所学校呢？ 牌坊中学位于花园镇东部，距镇中心大概三四里路的样子。它前不挨村，后不着店，坐落在一片荒凉的土岗上，土岗的周围则是一望无际的农田和点缀其间的小池塘。学校的前身是“”期间武汉铁路局修建的“五七”干校，专门用来关押铁路系统的“牛鬼蛇神”的。干校停办后，交给花园镇管理，这才改为初级中学。 一个长方形院子围着五排红砖瓦房——这就是牌坊中学最初的模样。后来取得所在地关王村的支持，又获得关王村最有钱的建筑工头关金宇的赞助，把校园面积往西扩大了一倍，修建了一个供学生们上体育课和课间活动的操场。校大门也气派了许多，还有了门卫和房门。 牌坊中学的学生来自附近几个村庄和花园镇，教师基本上都是本地人。他们早上来念书或者教书，放学之后就全部走人。到了晚上或者周末不上学的日子，学校就成了“无人区”，校园里面看不见一个人影。直到王加林和方红梅到来，学校才结束了无人住校的历史。如果把他们看成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牌坊中学就是伊甸园。 学校给他们一人安排了一间单身宿舍，在同一排校舍的两头，中间隔着教师们上班的办公室。从宿舍安排的第一天起，老师们就觉得这种安排只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不如直接把他俩安排在一起。晚上校园里就剩下这一对孤男寡女，他们怎么可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呆在各自的宿舍？学校里有一个好管闲事的中年女教师，上班时经常以倒开水喝为借口，到红梅老师和加林老师的宿舍里去巡视，查找这对年轻人偷尝荤腥的证据。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她在红梅老师的床单上，发现了一小块污渍构成的“地图”。中年女教师如同来了一样兴奋，大呼小叫地“引得办公室的其他老师都来参观！ 于是，大家斗地主一般地对王加林进行审问，搞得一旁的红梅老师脸上如同泼了血。 任何狡辩都显得苍白无力。更何况，没过多长时间，方红梅就发现自己怀了孕，因为“大姨妈”已经两个多月没光临。 两个荒唐的年轻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坏了。 当时他们还不到法定婚龄。去医院要求流产，医生要他们出示结婚证，两人只有怏怏地离开。 抽了个周末，他们又去找附近乡村的一位老中医，谎称自己是武汉铁路局花园技校的学生，求开堕胎药。 老中医见他们是婚前性行为导致怀孕，又是“铁老大”的公子小姐，就明目张胆地敲竹杠，要收他们1000元。 唉，王加林和方红梅当时也是“病急乱投医”，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因为怕老中医把他们的“丑事”泄露出去，所以编造了“铁路技校学生”的身份。他们顾此失彼，忽视了上铁路技校的都是有钱人，导致那个狡诈的老中医狮子大开口。如果他们直接表明自己的教师身份，或许就不会引出这样的难题，地球人都知道，中小学教师穷得叮铛响，老中医怎么也不会报出1000元的天价。 当时流传着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故事，说是有一个比较殷实的人家，家里屡屡失窃，于是换防盗门、安防盗窗、装电子监控，采取了很多防护措施，但可恶的小偷仍然时不时光顾，让这家人头疼不已。后来他们突发灵感，在大门上挂了个“教师之家”的牌子，从此便相安无事。由此可见，表明自己的教师身份是最好的“防盗措施”，自然也是最好的“防宰措施”。 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每个月的工资都是42元人民币。两个人加起来，一年不吃不喝也挣不到1000元，怎么可能拿得出来那么多钱呢？ 回家后自是互相埋怨。红梅老师整日愁眉苦脸，时不时还伤心落泪。但肚子里的小生命却不管不顾地茁壮成长，时间耽搁不起啊！ 万般无奈，两人只有硬着头皮到校长那儿承认错误，提出要领结婚证，要求学校给他们开证明，同时把王加林的年龄写大一些。 校长姓关，是个中年妇女，同时也是个乐于助人的好心人。她非常赏识王加林的才干。加林参加工作的第三年，就被关校长委以重任，担任毕业班的语文教师兼任班主任，还被提拔为学校团总支书记。恋爱中的年轻人因为没有管住自己做出“荒唐事”，作为已经是三个孩子母亲的关校长，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她二话没说，完全按照两位下属的要求开好了证明。 好在当时还没实行居民身份证，负责婚姻登记的，又是个马虎随便、嘻嘻哈哈的小伙子。他连户口簿都没看，就在两张红彤彤的《婚姻证明书》上盖了章。 凭借《婚姻证明书》，方红梅在王加林的陪护下，去孝感县第二人民医院做了流产手术。——两个年轻人创造的第一个生命，就这样被他们自己残忍地扼杀了。 或许有人对他们的这种做法不理解：既然已经领了结婚证，又是第一胎，就生下来嘛！那个年代又不需要准生证。 确实，他们是完全可以把这个生命保留下来的。 虽然“未婚先孕”会让他们在面子上觉得有点儿难堪，但这种情况当时还是比较普遍，算不上太大的障碍。他们之所以选择放弃这个生命，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做好迎接新生命的准备，或者说，是他们觉得当时的条件，还不足以抚养小孩。经济上倒不是太大的问题，两个人工作，而且都是人民教师，国家干部，尽管工资低一点儿，一个小孩还是能够养活的。他们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小孩生下来之后谁来带？ 方红梅娘家的情况是明摆着的：方爸爸和方妈妈靠种三亩责任田，和方湾镇卫生院那份烧火做饭的临时工，供养三个孩子上中学，他们是抽不出时候来带小孩的。至于王加林的父亲和母亲，那更是不能作半点儿指望！ 王家的情况太复杂了，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这既考验我们的表达能力，同时也考验读者的理解能力。我们还是省去所有的细枝末节，提纲挈领地理一理粗线条吧！ 王加林的祖母王奶奶年轻时没有生育，收养了亲哥哥的女儿——未满周岁的舅侄女作为自己的后人。 1962年，王奶奶的丈夫积劳成疾，惨死在双峰山白云寨水库工地上。在本家的鼓动下，王奶奶接纳了一个王姓男青年，作为上门女婿，随后与自己抚养的舅侄女结婚。——他们就是王加林的父母。姑且称他们为王爸爸和王妈妈吧！ 王爸爸和王妈妈感情一直不好，据王妈妈讲，她是因为被王爸爸强奸才忍辱与之结婚的。 结婚时，王爸爸24岁，王妈妈只有16岁。16岁还不到国家规定的法定婚龄啊！但在王李村这样的落后乡村，这种情况见怪不怪，而且还相当普遍。没有谁吃饱了撑的，闲着没事干，狗拿耗子，去管这些与自己不相干的事情。 结婚之后，王爸爸和王妈妈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闹。家里经常是鸡飞狗跳，很少有消停的时候。 第二年，生下一个女儿，取名王加花。因为有了孩子，两人曾“协议停火”，夫妻关系有过短暂的改善。不过，好景不长，女儿刚刚满月，王爸爸和王妈妈之间的战火重燃，家里又开始硝烟弥漫。 俗话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两个已经同床共枕的年轻人，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会如此不共戴天，我们暂且不去理会。值得一提的是，王加花一岁半的时候，王加林来到了这个世界上。这个小家伙出生那天，恰好赶上1965年元旦。 儿女双全了，又经过了婚后几年的磨合，王爸爸和王妈妈是不是就可以不闹了呢？ 回答是否定的。又过了一年加半载，他们还是离婚了。王妈妈带着女儿王加花，回到了她的出生之地白沙铺，住进了已经离世的亲生父母留下的三间破烂房屋。王加林则跟着王奶奶和王爸爸，祖孙三人继续在王李村生活。 王妈妈回白沙铺之后种过地，做过小买卖，后来响应国家“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奔赴祖国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投身三线建设。 王妈妈带着女儿过了十年单身生活，后来通过别人牵线搭桥，改嫁给了同样在参与三线建设的一个部队军官。那位军官的前妻因病离世，留下两儿一女三个小孩，最大的12岁，最小的3岁。加上12岁的王加花，这个重组的家庭就有了四个孩子。 两年之后，王妈妈又生下一个女儿。家里等着吃饭穿衣的小家伙增加到五人，全靠王妈妈和她的军官丈夫养活。 ——这就是王加林母亲这边的情况。 王加林的父亲呢？王爸爸打走老婆之后，也蒙生过悔恨之意，曾多次在王妈妈面前痛哭流涕，希望两人能够复婚，甚至赌咒发誓，一定痛改前非。但王爸爸的真情并没有打动王妈妈，她誓言“好马不吃回头草”。事实上，王妈妈在骨子里就看不上王爸爸。 复婚无望，王爸爸只得寻找其他的女人再婚。但这条路既艰辛又曲折，经过的时间也比较漫长，直到王加林考上师范学校之后，王爸爸才如愿以偿。 再婚之后的王爸爸精神焕发，与二婚老婆又生下了两个女儿。眼下，大女儿刚刚学会走路，小女儿整天躺在摇篮里。 王爸爸和二婚老婆每天忙着种责任田，两个小孩全靠年近八旬的王奶奶照料。 看到这里我们就清楚了，王爸爸和王妈妈养儿育女的任务不仅没有完成，而且担子更重了。他们自顾不暇，怎么可能帮助加林和红梅带孩子呢？ 方家和王家两边的老人都难作指望，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又要上班，家里多出个小东西哪个管？就是这个非常现实和直接的问题，让两个疏忽大意的年轻人万分不情愿地、却又是无可奈何地做掉了他们的亲骨肉。 回过头来想一想，他们做出这种决定，其实是非常草率的。因为他们没有更延伸地估算一下：双方的老人什么时候才有闲暇来帮他们带孩子？答案自然是遥遥无期。与其作这种无望的等待，还不如自己想办法，开启他们的养儿育女之旅。 当然，选择流产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方红梅刚刚收到hb大学寄来的本科函授生录取通知书。她想继续深造，力争拿到本科文凭。 因为国家教育资源有限，能够走进大学校园接受全日制高等教育的幸运儿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都是通过成人教育来增长知识和提升学历。取得成人继续教育学历有多种途径，诸如脱产进修、函授、夜大、自学考试、广播电视大学、网络远程教育等等。前三种必须参加全国统一入学考试，学制也相对固定；后三种则无须参加入学考试，修满了规定的课程即可毕业。至少什么时候能够修满课程并考试合格，全在于个人的造化，有的人考了一生，也没有拿到大学文凭。 参加本科函授入学考试时，方红梅曾劝王加林和她一起报名。加林固执地没有听从女朋友的意见。因为他当时正沉迷于文学创作，整天苦心孤诣地写小说，编织着自己的作家梦。他不想为复习备考耽误时间，更不想被函授学习牵着鼻子走，定期完成作业，按时参加面授和结业考试。另外，他觉得本科函授学制太长，得等五年时间才能拿到文凭。 当然，文凭是必不可少的，按照规定，初中教师必须取得大专以上学历。王加林选择了参加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来提升自己的学历。自学考试虽然难一点儿，但学习方式灵活自由，无须受制于人。更重要的是，文凭的含金量和社会认可度相对较高。 值得一提的是，方红梅能够考取本科函授班也是相当不容易的。那次和她一起报考的在职教师全市有400多人，最终只有39人被录取，而这39名佼佼者中，只有4个是女生。 收到录取通知书时红梅老师格外兴奋，当时就向未婚夫王加林表明过态度：结婚的事情暂时缓一缓，要是出了事，我们就去医院。现在不幸被她言中，真的“出了事”，去医院流产也就理所当然了。 去掉“心腹之患”之后，加林和红梅得以轻装上阵，开始了他们努力工作、勤奋自学的简单而又充实的生活。两人同为语文教师，函授或自学的又同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自学上，都能够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真有些“比翼双飞”的味道。 牌坊中学虽说位置偏僻，却有电照明，有自来水供应，这是很多农村学校所望尘莫及的。电是从附近的武汉铁路局花园技校接过来的。——这所学校我们并不陌生，王加林和方红梅曾在老中医面前冒名顶替过。花园技校与牌坊中学的前身“五七干校”同属武汉铁路局开办，相距又不足千米，几根电线杆就把电接过来了。“五七干校”停办交地方管理之后，财大气粗的武汉铁路局也不好意思停止向牌坊中学送电，每年只是象征性地收点儿电费。 自来水呢？则是附近的花园驻军无偿提供的。紧挨着武汉铁路局花园技校的王家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一个师机关所在地。 哎呀，小小花园镇还有这么高规格的单位！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大惊小怪，这个师机关的前身，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7军军部，也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抗美援朝上甘岭英雄部队。这只部队因为拥有邱少云生前所在连和志愿军特等功臣赵毛臣，一直为花园镇人津津乐道。遗憾的是，因为在上甘岭战役中丢了军旗，部队番号最终被撤销，整编为眼下的一个师。 通过地质勘探，花园驻军取水的地方正好选在牌坊中学的大门口。部队在那里修建了一个抽水房，并且有战士常年驻守。抽水房门口安装有一个公用水龙头，又铺了根水管通往牌坊中学食堂，食堂门口也安装了一个公用水龙头。两个公用水龙头基本上能保证全校师生用水无忧。 虽然，在王加林和方红梅到来之前，牌坊中学没有住校的老师和学生，但学校食堂还是开伙的。只要是上学的日子，食堂一直为老师提供早餐，为中午不回家的学生提供蒸饭服务。 每天早晨，王加林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拎着暖水瓶提着塑料桶去食堂打开水和冷水。回宿舍刷完牙洗完脸，再拿着搪瓷碗和铝鼓子去食堂买早点。有时是馒头加稀饭，有时是稀饭加花卷，永远只有这两种搭配的三个品种。再次返回宿舍时，方红梅已经洗漱完毕，两人开始共进早餐。在上课铃声敲响之前，王加林必须用铝饭盒洗好大米，送到食堂的木蒸笼里。上午放学之后，再去食堂把蒸熟的饭拿回来，中午只须在煤油炉上炒两个菜就行了。晚餐一般比较简单，多半是下面条，或者和点儿面粉，做刀削面。菜当然得去花园镇的集市上买，只要没有课，和校长或者主任打声招呼，就可以骑上自行车跑一趟。 当夕阳西下，校园里人去房空，完全沉寂下来的时候，他们有时去门房坐坐，与门卫老宁拉拉家常，或者去部队抽水房，与那位来自gd湛江的小个子战士聊聊天。小个子战士姓王，叫什么名字他们一直没有搞清楚，因为一口的gd话，学校的老师们习惯叫他广广。广广身高不足一米六，与喜剧明星潘长江差不多，还没有潘长江壮实。虽然体量较小，但显得精干，说话很快，行动敏捷，篮球打得特别好，是师部篮球队的主力队员。也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安排他在这里守抽水房。 告别老宁或者广广，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就会肩并肩或者手拉手地去校园周边的田野上散步，有时甚至会走到铁路技校和部队营房里去。暮色四合黑夜来临的时候，两人再返回学校，回到他们的宿舍，各人在各人的寝室里，开始静心地看书或者写作。 这种静谧的田园式生活，尤其适合于热恋中的情侣。特别是在万籁俱寂的夜晚，当他们意识到整个学校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时候，往往会产生整个世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感觉。于是，他们关上书本，收好钢笔，情不自禁地聚到一起。把电灯关掉，两个人挤坐在同一把靠背椅上，望着窗外满天的星星和弯弯的月亮发呆，什么话也不说，就那么倾听着对方的呼吸和心跳。情到深处，加林就会站起身，一手拦腰一手兜腿地把红梅抱起来，放到那张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单人床上。 第一次意外怀孕，并没有让他们放慢做爱的节奏，只是促使他们达成君子协定，变得比以前小心谨慎一些了。 他们不愿意吃避孕药，又从来没有听说过安全套这种东西，采取的防范措施就是：在王加林感觉千钧一发难以把控的时候，坚定不移地出来，不要把危险的“子弹”射进方红梅的身体。这也是导致那位多管闲事的中年女教师找到他们“罪证”的原因。 青春万岁！生活多么美好啊！ 正当他们如饥似渴地吸吮爱情的甘露，享受秋日美景带来快乐的时候，却得到了王加林的祖母王奶奶去世的噩耗。 前来送信的王李村老乡说，王奶奶是前天傍晚，趁王爸爸和他的二婚老婆在责任田里挖藕时，喝农药自尽的。 家里没有吵架，也没有闹什么矛盾。王爸爸回家发现王奶奶喝了农药，就用板车把老人家往双峰山卫生院送。路上，因为天黑，因为心急，王奶奶的手臂绞进了车轮里，衣服破了，胳膊差点儿被绞断。 到双峰山卫生院后，灌了不少肥皂水洗腹，也不见好转，挣扎到昨天早晨，王奶奶还在痛苦地呻吟。卫生院要王爸爸预交300元住院费，王爸爸拿不出来。又听别人说，就是救活了，也管不了几天，便以老人死在外面不吉利为借口，放弃抢救，把王奶奶拖回了王李村。 王奶奶回家后，躺在堂屋地上的草席上，乱喊乱叫，脚乱蹬，手乱抓，被整整折磨了一天，直到昨天下午五点多钟才断气…… 王加林当即和老乡一起到花园镇，准备坐汽车赴王李村奔丧。 前往花园汽车站的路上，王加林又走进花园邮电局，给定居在hb省bd市的母亲发了电报。他并没有多想什么，只是觉得把奶奶去世的消息在第一时间通知母亲，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王妈妈收到电报后，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她迅速动身，搭乘列车挥戈南下，誓言为养母报仇，为正义伸冤，为自己雪耻，一定要让王爸爸和他的“姘头老婆”受到法律的制裁，得到应有的惩罚。 一场惊心动魄、旷日持久的官司自此拉开了序幕。 第五章 送走小舅子方敬文，王加林返回银行大院。 本来准备从院子东头的楼梯上办公楼的，他抬腕看了看手表，发现距下班时间只剩下四十来分钟，于是停下脚步，改变主意，开始走向那栋吸人眼球、招人嫉妒、惹事生非的宿舍楼。 这栋楼是五个月前交付使用的。大楼投入使用时，确实在孝北县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过惯了贫穷日子的孝北县城老百姓眼里，这样的宿舍楼那简直就是皇宫呀！很多新鲜玩艺儿他们都是第一次见到，之前甚至闻所未闻。 我们已经知道，这栋楼一共四层，在当时孝北县城，已经是最高的建筑了。整栋楼房采用的是砖混结构，这与后来流行的框架结构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没办法，关金宇的建筑队当时只有这样的实力和水平。大楼坐北朝南，从西往东共有三个半单元。每个单元八套住房，三个单元就是二十四套，最东头的半个单元，则是四个很宽敞的单间。楼顶平台上立有三个巨大的球型储水罐，负责整栋楼的用水供应。 楼房是由银行统一装修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精装房，业主领到锁匙后，直接可以搬家入住。楼梯间的路灯，采用的是触摸式开关。只要用手指摸一下开关的金属面，路灯就会亮，而二十秒之后，灯又会自动熄灭。——这就让孝北县城人感到特别神奇。他们以前见过的路灯，开关要么是拉线的，要么是纽扣式按动的，开灯关灯都得手工操作一次，已经开着的灯，如果你再不动开关，它就会一直亮着，怎么可能自动熄灭呢？开灯同样很邪乎，你一定得用手指或者身上的其他部位接触到那个金属面，也就是说，必须碰到肉，如果戴着手套，或者用衣服去碰开关，路灯怎么也不会亮。孤陋寡闻的孝北县城人当然不会想到，在孝感武汉这些大中城市，还有听到声响就会亮的声控开关路灯！ 进家入户，必须通过两道门。外面是镂空防盗门，里面才是木门。防盗门和木门都是上锁的，所以，进门必须有两把钥匙。墙面和房顶做的白色乳胶漆，客厅、餐厅、厨房和厕所铺有地板砖，卧房的水泥地面刷了地板漆。主卧和餐厅的窗户是铝合金框，茶色玻璃梭拉门，客厅与餐厅之间隔着铝合金玻璃幕墙，正中间是一扇梭拉门。最吸人眼球的，还是客厅和餐厅的吸顶灯，以及卧房之间墙面上的壁灯，全部打开时，真的能给人金碧辉煌的感觉。 因为套房总共只有二十四套，而a银行孝北县支行有一百多名干部员工，在分配住房之前，就必须有一套完整的方案。支行成立了由办公室、人事科和机关工会联合组成的住房分配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方案的制定及具体实施。方案首先把在孝北县城有住房的职工或者配偶有住房的职工排除在外，然后设置了多项指标，对职工进行综合评分。这些指标包括职务、职称、工龄、行龄、获得的荣誉和奖励、是否独生子女、是否烈士家属、是否军属等等。不同的指标可以获得不同的分值，当然，职务分值所占的权重比例是最高的，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官本位特色。 王加林最初被认定为“配偶有住房”的情形，划归没有分房资格的范围。他怒火中烧，据理力争。老婆红梅在县一中住的那一间单身宿舍能叫“有住房”吗？那就是一个临时安身之处。 方红梅调入县一中时，学校成套的宿舍早已分配完毕，她被安排在教学楼与宿舍楼之间的那排简易宿舍居住。简易宿舍是栋坐东朝西的砖瓦平房，背靠花园镇装卸运输公司，面向学校的一片小树林。宿舍一共有十多间，每间面积不到十平方米。住的都是青年教师，以及象方红梅这些新近调入的教师。一通间屋子，既当卧室，又当客厅，还兼做厨房，没有卫生间，内急必须穿过教学楼门洞，去学校的公共厕所。家家户户烧蜂窝煤炉子，为防止煤气中毒，晚上得把炉子提到屋子外面。王加林家的煤炉子一年四季都放在外面的屋檐下，做饭时，把油盐酱醋拿出来，就在露天里炒菜。他觉得每天把煤炉子提进提出比较麻烦。白天黑夜与煤炉子做伴的，还有那辆他上班用的飞鸽牌自行车。女儿王彤快十岁，已经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了，还与他们夫妻睡在一张床上。这样的住宿条件，能算他们“在孝北县城有住房”吗？ 王加林向住房分配领导小组陈述情况，找支行领导评理，甚至邀请他们去家里实地考察，好不容易才使自己进入有资格分房人员的大名单。不过，对于他提出的“选调干部适当加分”的建议，行领导和住房分配领导小组没有予以采纳。理由是，这种情况的覆盖面太窄，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享受。好在他有“副股级干部”的头衔，工龄相对较长，又是独生子女，综合得分进入前二十名，最终分配到了顶楼的一套两居室。 虽然楼层不怎么好，面积只有八十多平米，是整栋宿舍楼户型最小的，但王加林还是非常满足。他毕竟是第一次住单元房，所以，拿到住房钥匙，领着老婆孩子进入新居时，他们都有一种宛若进入天堂的感觉。紧接着，就开始做搬家前的准备工作。 结婚时，他们什么家具也没有。后来手头稍微宽裕一些了，王加林就买了两棵杉木，请别人铸成木板。木板晾干后，再找木匠打了一张双人床、一个四屉柜、一个书柜、一个写字台、一个小方桌和四把椅子，请油漆工做了油漆，加上之后添置的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这就是他们聚积在孝北县一中的全部家当。 本着“能用尽用，缺啥补啥”的原则，加林和红梅多次商量反复研究后决定，定做一个挂衣柜、一组低柜、一个茶几和一个电脑桌，购置一个三人沙发，在厨房里安装抽油烟机，在厕所里配燃气热水器。初步估算了一下，五千元钱基本上可以搞定。至于空调，等来年热天到来之前再装。 为了保证新居的美观和协调，他们把旧家具抹得锃亮，该维修的都进行了必要的维修，并忍痛割爱，扔掉了一些没有实用价值或者有碍观瞻的东西。诸如，因排水管腐烂早已搁置不用的洗衣机，底部发裂且破了檐儿的洗脚盆，油漆脱落、靠背断裂的木椅子，皮革破损、弹簧松懈、一坐一个坑儿的旧沙发，以及生了锈的饼干盒，有点儿漏水的铝鼓子……保留下来准备进入新居的，都是选了又选、挑了又挑的“精品”。经过用心的摆设和布局，家里焕然一新，很有个看头。他们简直觉得自己步入了富人行列，达到了小康水平。尤其是抽油烟机和热水器第一次亮相，着实让一家三口兴奋了好一阵子。王彤最高兴的，是她终于有了自己单独的房间，再就是，洗澡不用坐在脚盆里了，能够站在花洒下面淋“热雨”。 搬家那段日子，乔迁之喜洋溢在整个银行大院，家家户户都是喜气洋洋、兴高采烈的。条件好的人家，旧家具旧家电都不要了，全部换成新的。成套的高档家具、几千元一幅的落地窗帘、平面直角彩电、卡拉ok音响、双开门冰箱……各种新玩艺儿让人眼花缭乱。 “老银行”们比赛式地高消费，让王加林夫妇大开眼界。 这种情景在中小学校园里是很难看到的。工作在银行怎么就那么有钱呢？加林进银行时间不长，所在部门又是“清水衙门”，对收入的变化感觉还不是特别明显。至于行业内部的潜规则和灰色地带，他偶有耳闻，但没有实质性地接触或者遇到过。 鱼有鱼路，虾有虾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在银行天天与钱打交道，钱进来钱出去，做的就是钱生意，弄钱自然不是太难的事情。——对于王加林的疑问和困惑，方红梅是这样解释的。 王加林嘲笑她是妇人之见：你以为银行里那成堆的钞票能够随便抽几张带走么？银行职员经手的都是客户的钱，日清月结，每天的账目必须做到分厘不差。如果差钱，当班的人都脱不了干系，不查清楚下不了班。这就是银行的“三铁”——铁账本、铁算盘、铁制度。 “铁个屁！钢都能熔化，铁就没有被锈蚀的时候？只有你那么天真。吃不到葡萄，还说葡萄是酸的。”方红梅反唇相讥，对于王加林的解释根本就不屑一顾，“一个很现实的例子，我们搬家时，什么都得自己动手、自己掏钱，搬家后基本上没人上门恭贺。再看看几位行长和罗新初，搬家也好，去武汉买家具也好，去孝感买家电也好，哪家不是企业派车派人、厂长经理轮番上门？谁知道那些家具家电是他们自己买的还是企业送的？你又说得清楚他们收了别人多少礼金？” 王加林无言以对。 虽然方红梅的观点有些偏激，但女人看问题的眼光有时候还是很毒的，这点他必须承认。 搬家那段日子，进出银行的大卡车的确都是企业的，基本上看不到出租车。眼见别人家门庭若市，而他们家门可罗雀，心里也的确产生过不平衡，但方红梅的“葡萄理论”，还是伤了王加林的自尊。 也不是完全没人向王加林献殷情。 搬家没几天，余丰新就来找过他，看他家里窗帘没装，就提出帮他们装好，因为支行办公楼正准备装窗帘，费用可以记在一起，由支行统一结算。 王加林没有同意，搞得余丰新非常尴尬。 事后，方红梅骂他装清高、假正经，余丰新提出用支行的钱给他们装窗帘，肯定是想借机把自己家里的窗帘也一起装了。王加林回绝之后，余丰新也没有机会搭这趟顺风车，搞得大家心里都不痛快。 王加林振振有词，声称自己不是那种存心想吃别人家葡萄的人。别人家的葡萄，吃不到也就罢了，不吃更安心，吃了反而会睡不着觉。他一直坚守这样的观点，并以此来回应方红梅的唠叨。 虽然搬家期间没人上门，但完全安定下来之后，他们家还是热闹过一阵子。亲戚朋友接连不断地来参观和拜访，让他们经常忙得整天脚不沾地，有时焦头烂额，有时不亦乐乎。比方，加林的母亲带着他的同母异父妹妹从保定来过，红梅的父母带着她的小弟弟敬武从方湾镇来过，加林的父亲、继母带着他的两个同父异母妹妹从潜江来过，红梅的妹妹腊梅抱着正在吃奶的儿子来过，方敬文、李华和亮亮一家三口来过，人行孝北县支行办公室主任带着b银行、c银行和d银行的办公室主任来过。还有师范时的老同学，牌坊中学的老领导、老同事。早已定居美国的王加林的亲姐姐王加花第一次回国，本来说好也要来孝北县城看望他们的，后来因为身体上原因，以及沟通中出现了一点儿误会，最后没有成行。这事有点儿复杂，加上不是特别愉快，我们暂时搁置，等后面有机会再说。 家里来了客人，食宿是必须安排的。关于吃饭，时间充裕就自己买菜在家里做，时间紧张或者人数较多，就去街上的餐馆。住宿不成问题，家里那么宽，多准备几床棉絮和棉被，直接打地铺。还有一个比较固定的项目，那就是打牌。酒足饭饱之后，客人们一般都想打麻将或者“斗地主”，这也是主人必须安排的。 加林和红梅是在牌坊中学学会这两种游戏的。麻将和扑克一度成为他俩和门卫老宁、部队抽水房广广消磨业余时间的主要娱乐工具，四个人都在的时候就打麻将，差一个人的时候就“斗地主”。赌博犹如吸毒，不管是大赌还是小赌，沾上了就会上瘾。无论是在牌坊中学，还是后来住花园镇，也不管工作、学习和家务有多么忙，两个人总会忙里偷闲玩上几把。赢钱时高兴，输钱时扯皮。打牌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特别是红梅老师，在县一中和银行里都有相当固定的“麻将班子”。一声召唤，大家都会迅速聚到一起，团团围坐，乐此不疲。所以，陪客人打牌也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情。两个人抢着上场，有时还会争得脸红脖子粗的。 山朝，水朝，不如人来朝。已经扬眉吐气的王加林和方红梅，从来都不拒绝别人来见证他们的风光。不过，也有两类客人不受他们的欢迎：一类是推销产品的，另一类就是来找他们借钱或者要求贷款的。 a银行孝北县支行成立后，王加林被聘任为支行办公室主任——实际上是牵头副主任。在支行印发的聘任文件中，他和余丰新的职务都是办公室副主任，只不过他的职务后面多了个括号，加了“主持工作”四个字而已。为表述方便，我们暂且还是把他当成是办公室主任吧！那么，办公室主任究竟是多大一个官儿？有多大的权力？具体做些什么事情呢？ 银行虽属企业，但在管理上与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及事业单位也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各级行的办公室都是“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的综合部门，协调左右，联系上下，沟通内外，服务领导，服务机关，服务基层。没有人做的事情都该办公室做，没有人管的事情都该办公室管，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不管部”。作为部门负责人，办公室主任除了做好公文处理、会议组织、行政后勤这些日常事务以外，还要充当行领导的智囊和耳目，当好参谋与助手。通俗地讲，就是履行“”的职责。忙，是办公室主任的标志性特征。至于权力，可以说很大，因为办公室主任是领导身边的人，能够“通天”；也可以说很小，部门负责人毕竟属中层干部，大小事都得向行领导请示汇报，特别是遇到要花钱的时候，绝对不可能擅自拍板。这些套路和门道儿，做过机关工作的人一般都很清楚，但没有在机关呆过的，可能就是一抹黑。 当官的人往往都喜欢揽权，恨不得把所有的权力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有权，才会有人来找来求，才会赢得别人的尊重，才会取得更多的利益和灰色收入。钱权交易，权色交易，都离不开一个“权”字。人民教师出身的王加林在这方面似乎还没有开窍，也许他还没有真正享受到“权”带来的好处，没有切身体会“权”的用途和威力。面对炙手可热的权力和大权独揽的机会，他却近似于麻木。用旁人的话讲，就是政治上表现得比较幼稚。 a银行孝北县支行办公室的工作职责，笼统地讲，也是办文、办会、办事三大块。 办文就是公文处理。起草领导讲话，整理会议纪要，撰写总结报告，向上级行、县委县政府及人民银行报送重要信息，向报刊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单位投寄宣传稿件，按程序进行办理收到的文件，签署承办意见，送行领导传阅或批办，对已经办结的收文和发文进行整理归档。 办会就是会议组织。一旦行领导决定召开会议，办公室就要迅速制定会务方案，起草会议通知，并且逐个单位、逐个人地通知到。接着开始准备会议材料。会议议程、主持稿和领导讲话一般由办公室负责完成，其他专业部门负责完成的材料，也要由办公室催收，集中装入会议文件袋。再就是会场布置。桌椅及桌签的摆放，会标的制作及悬挂，音响设备及话筒的调试，绿植、鲜花和水果的购买，办公室都得亲历亲为。会议开始之后，负责会议现场管理和会议纪录，会议结束之后，负责会议纪要的整理，以及会议精神贯彻落实情况的检查。 办事就是行政后勤服务。主要包括四项内容：烟酒茶等接待用品的管理、车辆的安排和调度、煤气供应证的办理和发放、福利物资的组织及采购。 即使没有办公室工作经历，从上述简单的介绍和事项罗列中，我们就不难作出这样的判断：办文是脑力活儿，必须有一定的文字功底和专业水平，这差事枯燥乏味，既辛苦又难出成绩，而且会经常挨领导的批评；办会表面上光彩，办公室其实就是个跑腿、提草鞋、擦屁股的角色，为他人作嫁衣裳，吃力不讨好，也没有什么权力；行政后勤服务是最实惠的，虽然有点儿繁杂，但关注的人多，都是些肥得流油的美差。 可是——这里是可以加着重号的——可是，支行办公室“一把手”王加林同志在宣布主任分工时，却明确办文和办会由他分管，而把行政后勤一摊子全部交给了余丰新。他会不会是脑子里进水了？或者是脑袋瓜子让驴踢了？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脑瘫“二百五”王加林主动放弃的，究竟是些什么样的权力。 a银行孝北县支行公务接待是比较多的。上级行领导、县委县政府领导、市县人民银行领导、业务主管部门、业务监督管理部门、县直各职能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新闻媒体、重点客户……各类调研、检查、交流、谈判、联谊每年总有数十次。接待来访的领导、嘉宾和客人，必不可少的东西就是烟、酒、茶。为确保这三样东西的质量和档次，由支行办公室对其进行集中统一管理。简单地讲，就是支行不定期大量购买一批回来，存放在办公室里。遇有公务接待时，需要的行领导或业务部门按规定到办公室领用。该不该领用，领用多少，必须经过办公室分管主任审核批准。 前面已经交待过，支行有三辆小汽车。bj吉普“切诺基”是运钞车，负责各营业网点尾款钱箱的接送，以及上门收款工作。银灰色桑塔纳是行长赵国栋的专用车，非紧急特殊情况，其他人一般不得动用。白色标志是机动车辆，其他行领导或者各部门需要使用时，可以向办公室申报，由办公室分管主任审核批准。虽然只有一辆车的调度权，办公室分管主任还是有很多人巴结，因为能否要到车，全在于主任的一句话。更重要的是，三个司机的工资和资金，是按出车里程计算的，而出车单又由办公室分管主任开具。三个司机分别姓秦、唐、宋，囊括了我国历史上三个著名的朝代，所以，大家也把分管他们的主任戏称为“三朝元老”。 煤气供应证是a银行孝北县支行特有的福利。孝北县只有一家液化气公司，负责县城居民生活所需煤气的供应。因为拖欠着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贷款，液化气公司每年都以提供煤气供应证的方式，充抵一部分应付未付利息。支行办公室按照全行员工数量，每人办理一本煤气供应证，可以免费罐装十二坛子液化气，足够一个家庭一年使用的。另外，为保证支行食堂和机关烧开水的需要，还会办理一些公用煤气供应证，由办公室负责管理。这些公用煤气供应证的发放和使用没有任何记录，如何处置全由办公室分管主任说了算。 最后再来说说福利物资的组织和采购。从孝北县一中教师们愤愤不平的议论中，我们已经知道，银行每年发放的福利物资是很多的。买哪些物资，买谁的产品，价格怎么确定，都由办公室分管主任去交涉。这其中的猫腻，我们不说，想必大家也会心知肚明。 隔三差五地，总有一些陌生的面孔出现在支行办公室，他们无一例外地找“余主任”，而对办公室“一把手”王加林总是视而不见，好象他根本就不存在似的。因为两个主任在同一个房间，客人有时说话吞吞吐吐的，感觉有些不方便。余丰新就知趣地起身，把客人带到外间的沙发上，坐在“会客厅”里谈。如果打字员袁萍不在，他们有时也到袁萍的小房间里去谈，或者走出办公室，在走廊里站着说话。 每逢这个时候，在办公室里埋头看文件或者写材料的王加林心里就会产生些许的失落，甚至有点儿后悔当初的分工，导致现在大权旁落，把自己置于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酝酿办公室主任分工时，王加林没有考虑得这么复杂，他只是本着有利于工作的原则，把他和余丰新两个人的特点作为分工的依据。他很清楚，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转业军人余丰新根本就不懂公文，更没有能力起草行领导讲话、整理会议纪要，不适合做文字方面的工作。“办文”只能义不容辞地落到他自己的肩上。“办会”与“办文”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会议是离不开文字材料的，所以，他索性把这一块也挑了起来。最后，只能让余丰新分管行政后勤工作。 客观地讲，余丰新还是一个不错的搭档。他为人老实本分，做事勤勉认真，对王加林也特别尊重。王加林安排的工作，他总是不折不扣地完成。王加林要烟酒茶，要煤气供应本，他二话不说，忙不迭就去绿铁皮柜里拿，要多少给多少，从来不问用途和缘由。提出帮王加林家安装窗帘，他也是真心实意的，因为几个行领导家里的窗帘，都是他一手经办，全部纳入了支行办公楼窗帘的大账里。反正预算已经超了，也不在乎再多开支一点儿。在服务行领导方面，余丰新更是全力以赴，从来不用王加林操心。 不过，无原则地服从有时同样会惹出麻烦。由于余丰新对每一位行领导提出的要求都想方设法去满足，尽量做到有求必应，可行领导的需求又是有差别的，有的需求多，有的需求少，所以，最终享受到的待遇就不尽相同。结果，所得比较少的领导心里就不舒服。去年年终决算时，孙建伟和李金林两位副行长对办公室的接待用品管理提出了质疑，认为烟和酒的使用量太大，管理比较混乱。他们还在非公开场合举例说，钱仲元家每次来了客人，余丰新都把公家的烟酒往他家里送，连打麻将抽的都是公家的烟。 看到班子成员之间产生矛盾，赵国栋只得从中带和。今年春节过后，赵行长主持召开办公室工作会议。会上，他委婉地指出，由于副主任余丰新自己抽烟，而且烟瘾很大，负责管理烟酒茶这些物品不太合适。瓜田李下，各避嫌疑。为防止产生误会，避免干部员工说嫌话，烟酒茶等接待用品改由不抽烟的王加林主任管理。 就这样，王加林被动地履行了部分行政后勤管理职责。管理烟酒茶不久，他就接连遇到了两件闹心的事情。 清明节前后，不断有人来找王加林推销茶叶。都宣称是刚出来的新茶，有的还拿出样品放在办公室里或者送到他家里试喝。出于谨慎，王加林一直没有购买，并且总是以“支行已经买过茶叶了”的谎言应付。 有一天，王加林上小学时的班主任老师突然找上门来，同样是推销茶叶。这位老师和他同是王李村人，也姓王，教书时对他还特别好。培养他加入了少年先锋队，提拔他当班长，还经常把他写的作文当范文在班上朗读。王老师是民办教师，由于参加转公办教师的考试没有通过，最后被双峰山教育组辞退了。王加林同情老师的遭遇，不忍心拒绝。更重要的是，他过细看过王老师提供的茶叶样品，还送给几位行领导品尝过，大家都说茶叶不错。于是，他就以每斤三百元的价格买了五斤。钱货两清之后，王老师谢绝了加林请他吃饭的好意，径自走了。送走王老师，加林返回办公室，兴致勃勃地拆开一包茶叶，准备先品为快。撕开包装盒，从塑料袋里抓出茶叶时，他发现不大对劲。因为里面的茶叶不是绿色，而是暗黑色。用手一捻，居然成了粉末。这哪里是什么新茶！分明是过期不知多久的陈茶叶。他撕开另外四盒，也都是一样的陈茶叶。他气得浑身发抖，冲到阳台上向外张望，早已不见王老师的身影。 花1500元钱买了几包根本就不能喝的茶叶，王加林自认倒霉。他也不好意思拿着那张发票找行长签字报销，就撕碎扔进了废纸篓里。全当是自己援助了小学时的班主任老师吧！但过后每想起这件事情，他还是感觉特别不舒服。 另一件事情是关于香烟的。八月上旬的一天，赵国栋与王加林聊天时提到，支行接待用的香烟档次太低了。 “b银行、c银行和d银行用的都是红塔山，只有我们用的是阿诗玛，有点儿掉形象。”赵国栋说，“没听到别人讲么？阿诗玛，将就耍；红塔山，发一湾。虽然一包烟的价格只相差三元钱，但品质和档次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要在这些细节问题上表现得不大气，显得我们a银行比其他银行低一头。” 王加林当即表态，库存香烟用完后，马上改为红塔山。 赵国栋问，办公室库存香烟有多少。 加林回答，十条左右。 “不要等了，赶紧换！”赵行长不容置疑地吩咐道，“把库存的阿诗玛处理掉，退给烟草公司，或者换成红塔山。” 当时信贷股的对公存款专管员姚丽琴正好在场，她主动提出，这事交给她去办，因为她与县烟草公司的财务人员都很熟悉。 王加林就把十条阿诗玛香烟交给了姚丽琴。阿诗玛七元钱一包，七十元一条，十条烟价值七百元钱，正好可以换七条红塔山。 姚丽琴把阿诗玛拿走后，好几天都不见她来还红塔山。 王加林催了她几次，过了一个星期，她总算拎着红塔山香烟出现在办公室。不过，数量不是七条，而是五条半。她说，赵行长用了一条半。 王加林一听，火冒三丈，气不打一处来。他努力克制着自己，从办公桌上拿起《接待用品领用登记簿》，扔到姚丽琴面前，显然有些不高兴地说：“你登个记吧，让赵行长签字。” 前车之鉴。王加林接手管理烟酒茶之后，对接待用品的购买入库和领取使用实行严格的登记制度，每一次发放，领用人都必须签字。唯有行长赵国栋例外，他领用东西，一般由办公室登记，也没找他签字，只是备注一下。 现在王加林突然提出要赵国栋签字，姚丽琴就显得比较犹豫，不愿意登记。 “你不登记，没有赵行长的签字，这烟我绝对不会收！”王加林果断地宣布。 姚丽琴无奈，又拎着那五条半红塔山走了。 走了之后，她再也没来办公室交涉香烟的事情。平时碰到王加林，她也闭口不提，好象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 又过了一个星期，余丰新突然抱着七条红塔山香烟，堆在王加林的面前，同时交给他一张七百元的购物发票，要他签字。 “是姚丽琴还是吗？我们是以物换物，还开什么发票？”王加林感觉有些奇怪。 余丰新解释说，这七条烟不是姚丽琴还的，是赵国栋让他去烟草公司买的。 “那姚丽琴拿走的烟呢？”加林主任继续刨根问底。 “赵行长说，那烟就留在信贷股，他们秋季开学时去学校代收学费用。”余丰新如实回答。 听到这里，王加林无言以对，心里却堵得慌。妈的个巴子！一对狗男女！孝北县支行就会葬送在这些人手里。他在内心里酣畅淋漓地痛骂着。加林主任了解姚丽琴的为人，也知道她与赵国栋的不寻常关系，所以感觉无可奈何。事情只能这样不了了之。 看到这里，大家或许非常清楚了。王加林身为银行办公室主任，其实手中并没有什么实权，被动地掌管着烟酒茶，还一次又一次地受打击。但外人不知道这些呀，在很多人眼里，他位尊权重，绝对能够轻而易举地办成许多事情。于是，师范、高中、初中甚至是小学时的老同学来找他，花园镇教育组和牌坊中学的老同事来找他，双峰山风景区和王李村的老乡来找他，王家和方家两边的远房亲戚来找他。推销各种商品的，要求捐款捐物的，求他安排工作的，向他索取供应票证的，找他办理贷款的……应接不暇，经常让他不胜其烦。 前不久，王加林的老家王李村的党支部书记来找他，说是村里准备办一个小型造纸厂，要求他帮忙贷款三十万元。王加林苦口婆心地解释，造纸厂属高污染行业，尤其是小型造纸厂，银行一般不予支持，贷过款的都在逐步收回，所以，村里的贷款申请肯定难以通过。村支书眼珠一转：“那你告诉我，银行现在支持哪些行业？我们马上把贷款申请改成你们支持的企业。”听到这里，王加林哭笑不得，明白了村里办企业是假，套取银行贷款才是真。王加林自然不能帮这个忙。没想到，村支书一听说贷款办不成，就在办公室里破口大骂，说王加林忘了本，“做了驴子白了肚皮”！ 正在他倍感委屈，为村支书的无理取闹愤愤不平的时候，小舅子方敬文又来找他办理贷款了。虽说把小舅子打发走了，但他并不知道敬文又去县一中找过方红梅。 我们的加林主任经受得住枕边风的袭击么？ 第六章 得到奶奶去世的消息，王加林万分悲痛。 在他十八年的人生旅程中，奶奶才是他最亲的人啊！ 从花园镇坐汽车回王李村的路上，加林满脑子里都是奶奶老态龙钟的身影，以及她老人家一年上头难得露出笑意、永远都是愁苦的面容。慈祥的奶奶没了么？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么？他两个星期之前——国庆节放假时回王李村看过奶奶，奶奶还托他在花园镇买一把好用的小剪刀，怎么会突然寻短见喝农药自杀呢？ 加林他妈带着他姐加花离开王李村时，他才一岁半，是奶奶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他抚养成人的。 虽说，家里挣工分的是父亲，柴米油盐都是加林他爸弄回的，但是，把生米做成熟饭，把自留地里的蔬菜扯回，变成碗碟里的吃食，则靠奶奶那双灵巧的手啊。是主要的是，加林不喜欢他父亲。从记事时起，他就对父亲没有感情。他怕父亲，又恨父亲，对父亲无话可说，从来都不愿意与父亲亲近。 白天，加林总是围着奶奶转，一刻也不肯离不开；晚上，他固执地坚持和奶奶睡觉。这种习惯一直持续到他小学毕业。 加林他爸为此相当苦恼，想方设法讨好他。进山砍柴时，把摘到的野山楂、野板栗塞给儿子，还把不知从哪儿弄到的钢珠子、玻璃球送给儿子，示范着教他弹珠眼，想方设法增进父子之间的感情。 好多次，加林他爸半规劝、半强迫地把儿子弄到自己的卧房，但加林不是嫌父亲的脚臭，就是嫌父亲打呼噜，或者以作业没做完为借口，不肯上床。好不容易被弄上床了，他又一会儿要解手，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说肚子饿了，一会儿说有话要对奶奶讲，一会儿身上痒，折腾得加林他爸把煤油灯点了又吹、吹了又点。最后，做父亲的实在没有耐心了，就骂一句“小狗日的”，让他回奶奶那里去睡。 儿时每一个漆黑的夜晚，加林都是在奶奶的怀抱里度过的。摸着奶奶身上松软的皮肤，听着奶奶均匀的鼻息、单调的儿歌和悲惨的故事，他总是感到特别安全，能够很安静地进入梦乡。 为了加林的父母能够破镜重圆，加林他奶作了十几年不懈的努力。在王李村与白沙铺之间六十多里的田间小路上，不知留下了老人家的多少脚印，洒下了老人家的多少汗水和泪水。春夏秋冬，白天黑夜，骄阳似火，大雨倾盆，寒风凛冽，飞雪满天，老人家总是风雨无阻地日夜兼程，在这条伤心的路上来来往往。有时是孤身一人，有时还背着加林，牵着孙女王加花。在加林父母一次又一次你死我活的扭打中，加林他奶呼天抢地，颠着缠过的小脚左拉右扯，不知无辜地挨过多少拳脚。 夜深人静，王加林经常听到奶奶长吁短叹。那颤抖的拖着长音的叹息声，时常萦绕在他的耳畔。听来是多么悲苦，多么凄凉，多么辛酸，多么的无可奈何啊！ 加林他奶有时还会情不自禁地哭诉起来。说她有一次去白沙铺，在路上被一条黄牛顶进了水塘。因为不会游泳，人落水后，就往水塘中央漂。她大声地呼喊着“救命”，喊一声喝一口水，喊一声喝一口水，最后是别人用竹篙把她拉上岸的。 “怎么不让我淹死啊！淹死了就一了百了啊！”听着奶奶的哭诉，加林的眼睛总是热热的、潮潮的。 加林他奶做饭的手艺在王李村数一数二。老人家的拿手好戏是做小麦粑。小麦粑贴锅蒸，挨锅的一面焦黄焦黄的，香味扑鼻。加林他奶做的小麦粑又白又胖，村里的任何一家都比不上。加林一餐能吃两大个，有时还带一个去学校，在同学们面前炫耀。奶奶炒菜的功夫也不赖，只是由于家里东西太少，食油又金贵，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认真地盘点起来，加林他奶还没有做出一样能够上菜谱的佳肴。 平日，摆在餐桌上的，都是自留地里的出产，难得吃上鱼肉，吃猪油的机会也不多。炒菜时，用的都生产队里分的菜油、棉油、豆油、花生油，品种虽多，但分到的数量很少，实际上只能抹抹锅。加林他奶有时干脆把蔬菜洗净塞进瓦罐里，放在灶膛里一煨，然后，撒上一点儿盐就吃。 逢到奶奶做饭的时候，加林就坐在炉灶前帮忙烧火。奶奶教给他许多厨房里的小常识和小窍门。奶奶告诉他，炒菜煮饭要讲究火功，什么时候烧，什么时候灭，什么时候用猛火，什么时候用文火，都有讲究。“大火煮粥，小火炖肉”，如果弄反了，味道就差了。奶奶还说，“穷灶屋，富水缸”，嘱咐加林注意防火，每次烧完饭，应该把灶膛周围的柴草清理干净。 因为奶奶的言传身教，加林七岁时就学会了做饭，烧火时的良好习惯，经常得到村里大人们的表扬。 加林他奶面色憔悴、形容枯槁，瘦骨嶙峋，从早到晚总在忙碌。一日三餐，缝补浆洗，喂猪喂鸡，清场扫地，有时还要到自留地里去种菜、浇水、拔草、上肥。夜色降临，老人家把一切家务都料理得差不多之后，又坐在那辆破旧的纺车前，借着昏暗的煤油灯光，开始纺线…… 她右手摇着纺车，左手握着棉花条，身体一会儿前倾，一会儿后仰。白色的棉线伴随着“呜呜——咿咿——呀呀”的声音，无穷无尽地抽出，缠绕着飞速旋转的锭子，形成白萝卜一样的纺锤。纺着纺着，纺车的歌唱就会不由自主地停下来。 在煤油灯下写字或者看书的加林，知道奶奶睡着了，便蹑手蹑脚地走到奶奶身边，用稻草或小树枝挠她的耳朵，挠她的脖子，直到奶奶猛然惊醒。 醒过来的奶奶总是望着孙儿笑笑，揉揉眼睛，按按额头和太阳穴，接着又纺。直到再次睡着，再次被加林挠醒……这样几个回合之后，祖孙俩再才上床休息。 把纺好的棉线用米汤浸泡两天，晒干后，然后请人织成布，收好。进入寒冬腊月，再把棉布送到裁缝铺，加林就有新衣服过年了。 一家三代人穿脏的衣服，都是奶奶洗。她佝偻着身子，坐在小板凳上，双手在搓衣板上吃力地搓着，伴随着有节奏的搓衣声，头时前时后地晃动着。那形象，总让人想起服苦役的劳改犯。 每搓完一件衣服，加林他奶总要停下来，伸直腰，长长地吁一口气，用被碱水浸得通红的老手，擦擦额上的汗珠，接着再搓。 逢到洗蚊帐、被子、床单、棉衣之类的大物件，加林他奶就力不从心了。她只能把这些东西浸泡在脚盆里，吩咐孙儿赤足站在里面踩踏。加林自然乐此不疲，鞋子一脱，就站在脚盆里又跳又蹦，搞得脏水满地都是，溅得奶奶一身。踩够十几二十分钟，再把大物件从盆里捞出来，祖孙俩一人抓一头，反着方向旋转，拧干水，装进木桶里，然后用扁担抬起来，到村东的池塘里去清洗。 村东的池塘呈三角形，紧邻村子的塘岸近百米长，全部用青石垒成，每二十米左右有台阶伸向塘中央，方便人们挑水或者洗东西。清洗衣服的时候，先把衣服在水里浸湿，扔到青石板上，举起芒槌，下劲地捶打。那声音清脆悦耳，还跟着连绵不断的回音。当所有的台阶上都有人洗衣时，捶衣声此起彼落，交相辉映，简直是一曲动人的打击乐。加林和奶奶轮换着捶，轮换着清洗。村里的婶婶或姐姐们碰到了，总是主动帮助他们。加林知道，这些好心人都是出于对他们的同情。谁让他是个没娘的孩子，奶奶又是那样年老体弱呢？ 加林他奶的耳朵早就聋了。跟她面对面讲话，得扯起嗓子喊叫，她才能听个大概。平日，难得有人跟她拉家常。况且，他奶也坐不住，没事做就浑身不自在，从早到晚，这摸摸，那拿拿，永远也没有闲着的时候。实在累得不想动了，就坐在凳子上，让加林给她捶背，或者挠痒。加林又特别调皮，捶背像擂鼓一样，捶得奶奶“哎哟哎哟”直叫唤；挠痒也不听奶奶“轻点儿抓”的嘱咐，两只小手简直就是两把刨子，在奶奶后背上抓出无数道红印，抓掉一些痂疤，鲜血直流。 加林他奶从来没有缠过辫子，头发总是用头绳一系，外面罩上一个巴掌大小的黑发卡。她也不去理发店，头发长了，就拿来剪刀，要孙儿给她剪短一些。加林笨手笨脚，剪得三长六短。奶奶用手摸摸，在镜子里照照，笑得老泪纵横，说，像狗子啃了的。当然，奶奶最少不了孙儿帮忙的，还是为她剪脚趾甲。 加林他奶的脚是裹过的，a字形，既小又难看。残酷的裹脚布使脚趾长成畸形，趾甲厚得吓人，有的就是一个硬块，往肉里长，常常疼得她不能行走，隔段时间就要修剪一次。修剪老人家的脚，真不是一件容易的活儿，必须拿出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削竹笋一般，一点儿一点儿地削，既要下劲，又得小心。剪到肉了，奶奶就会抱着脚丫子，呻吟好半天，但阵痛过后，奶奶咬咬牙，叫加林接着剪。剪完一次脚趾甲，往往需要大半个时辰。 加林他奶卧房里的家具，没有一样是完好无损的。衣柜、床、踏脚板都被虫蛀过，朽烂了。好多次睡觉或者踏脚时，都因为木板断裂而塌陷下去，不是摔伤了身子，就是崴了脚。还有便桶，老是漏粪。老人家为此苦恼不已，而诸如此类的修理工作，都是加林来承担。搬块石头到床下面或者踏脚板下面顶着，找钉子和木片钉牢。只要能凑合着用，老人家就一个劲地夸孙儿。 “不指望那个掉头的！叫他做一点儿事，眼睛就鼓得象灯笼。”奶奶噘着嘴巴，忿忿不平地骂道。“掉头的”指加林他爸。 加林他奶的蚊帐是老人家的嫁妆，旧得不能再旧了。虽然补了一层又一层，仍然有不少洞洞。夏夜，蚊子无孔不入，如飞机一般嗡嗡乱叫。卧房又相当潮湿，常年散发出一股难闻的霉味，蟑螂和臭虫滋生。一到晚上，这些讨厌的家伙们便如坦克出动，在床上到处爬。每天临睡之前，加林总是和奶奶一起，先拿蒲扇进行一番扫荡，再关上蚊帐。老人家端着煤油灯跪在床上，加林细心地寻找目标。发现了“飞机”，就鼓掌欢迎一般地拍打；找到了“坦克”，就把它们一个个地从蚊帐皱褶里揪出来，用指甲壳碾死。每次战斗结束，加林的两只小手就沾满鲜血，刽子手一般。 秋风刮过，冬天靠近的时候，加林他奶最少不得的东西，就是火坛儿。火坛儿是南方农村广泛使用的一种取暖工具，相当于北方人使用的脚炉或手炉。其形状及大小，类似于城市居民的菜篮子：平底，半球体，有一个弧形的提手。为黏土烧成的陶器，精制一些的，表面还涂有一层粗釉。加林他奶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把火坛儿里的冷灰倒掉，装入炭墼、砻糠或锯末，搁在厨房里，做饭时再把燃烧的炭火铺在上面。而老人家侍弄好的火坛儿，多半是为加林所用。 看到加林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双手冻得红萝卜一般，奶奶便招呼孙儿过去，用她瘦削、干枯、却比较暖和的双手紧紧地握着，塞进火坛儿里。烘过上身，再让孙儿坐在凳子上烘脚，并解下围裙，盖在孙儿的腿上，让热气浸透孙儿的全身。晚上睡觉前，老人家总是先用火坛儿把被子烘热，再把赤条条的加林塞进被窝，四周摁得严严实实的，被子上面压上棉絮。待孙儿进入梦乡，老人家再取出火坛儿，烤孙儿的棉鞋、棉袄和棉裤。可以想见，翌日清晨，当加林从被窝里钻出来时，穿的戴的该有多么舒服！ 加林上高中之后，寄宿在学校，每周只能回家一次。逢到孙儿回家的日子，老人家总是站在村口，望眼欲穿地等他。一看到孙儿的身影，老人家就挪动双脚，颤颤巍巍地迎上前去。拉着孙儿的手，“林林，林林”地叫个不停，抚摸着孙儿的脸蛋，看孙儿长胖了还是瘦了，询问孙儿在学校里的衣食住行。 加林考上孝感师范学校，奶奶高兴得什么似的，逢人便夸孙儿聪明，说孙儿有出息。在王李村那样的穷乡僻壤、落后山区，能够考取中专的确是很稀罕、很了不起的事情，奶奶自然有炫耀和骄傲的资本。但是，到了加林离家上学的日子，老人家又呜呜地哭了，哭得很伤心。师范学校所在的花园镇，离王李村六十多里路，老人家知道，孙儿再也不可能每个礼拜回家看她了；而且，孙儿从此以后就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学会独立生活了。别离之苦和对孙儿的担忧，使得奶奶老泪纵横。 可以想见，没有加林的日子，他奶该有多么的孤独和寂寞！ 加林他奶与加林他爸关系一直不好。两人虽然同在屋檐下，却如同路人，很少交言。这些年来，除了大年三十团年外，加林他奶和加林他爸从来没有坐在一张桌子上吃过饭。 奶奶一直把加林父母离婚的过错，归咎在加林他爸身上。说加林他爸脾气不好，性格粗暴；说他作风下流，与别的女人瞎搞……总而言之，奶奶谈起加林他爸就怒不可遏，恨得咬牙切齿。 加林他爸呢？对奶奶也是没有半点儿感情。那么繁重的家务压在老人家一个人身上，他丝毫也不觉得同情，还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儿，说衣服没洗干净，说饭里有砂子，说家里的猪越喂越瘦……稍有不满意，就对奶奶横眉瞪眼，污言秽语。这种时候，加林他奶多半是忍气吞声，装作没有看见、没有听到的，不与加林他爸计较。但加林他爸有时又骂得的确太不象话，表现得太不近情理，奶奶就要回骂几句。结果，就招来加林他爸的拳打脚踢。加林曾亲眼见到，他父亲双手扯着他奶奶的头发，狠命地往墙上撞，撞得老人家昏死过去…… 有加林在家，父亲兽性发作的时候，他还能尽自己的力量帮奶奶一把，喊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来扯劝。加林这一走，老人家可真是孤立无援、凶多吉少、前途未卜啊！ 初到师范学校，加林没有哪一天不记挂着奶奶。逢到节假日休息，他就坐汽车回去看望奶奶。每次回家，他便发现奶奶要衰老一大截。 奶奶的耳朵越来越聋，一聋三痴，干家务也不如以前利索了。加林他爸自然对奶奶更不满意。奶奶的孤寂和悲惨境遇可想而知。 加林他爸再婚之后，和他继母接连生下两个女孩，冷清了多年的家，骤然热闹起来。年迈的奶奶不得不承担起照顾加林的两个同父异母妹妹的责任。 这期间，加林很少回王李村。 师范毕业后，加林分配在花园镇教书，回王李村的次数就更少了。加上交了女朋友，与方红梅如胶似漆，打得正火热，根本就无暇顾及老家的事情。 寒暑假回王李村，他也是来去匆匆，最多在家里呆上两三天，或者当天就返回。除过奶奶外，加林总觉得家里没有什么值得他留恋的，在家的日子过得特别没意思。 加林他奶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对孙儿的思念和依恋之情却与日俱增。每次都巴不得孙儿在家里多呆些时日，多陪陪她。可年青的加林，心思都在事业和爱情上，哪里想到过关心和抚慰奶奶呢？有时离家，甚至连招呼都没有和奶奶打一个，就那么不声不响地走了。 国庆节放假期间，红梅老师第一次赴hb大学参加面授学习。加林觉得一个人呆在牌坊中学没意思，就骑自行车回了一趟王李村。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竟然是他和奶奶的最后一次见面！ 到王李村时，太阳已经偏西。加林进门便望见了苍老的奶奶，她坐在一把靠背椅上，左手搂着正在大哭大叫的大妹加叶，右手不停地摇着摇篮里的小妹加草。 加林走到奶奶的跟前，老人家才抬起头来。 “是林林么？”奶奶用浑浊的双眼瞅着孙儿，“是林林么？呜呜……”奶奶哭了，声音颤抖，“你怎么舍得回的哟！” 加林跪下，趴在奶奶的腿上，也哭了。 好久，老人家才捧起孙儿的脸，端详着孙儿，问加林可曾吃饭，叫加林替她照看一下小孩，她去煮面条。 加林谎称自己吃过饭了，拿来一个小木凳，挨着奶奶坐下。 奶奶于是絮叨起来。她说，加林他爸和继母每天下地后，两个小孩就扔给她，拖死人！她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了，差远了。腿总是冰凉，白天麻杆一般细，晚上又肿得像水桶。走路走不稳，动不动就摔跤，好几次倒便桶时，人被绊倒，仰面朝天躺在地上。爬又爬不起来，粪便搞得满身都是，总是村里人看到了，过来扶她。抱小孩也是提心吊胆的，自己摔倒了不要紧，要是孩子有个好歹，那可不得了…… 听到这些，望着奶奶憔悴、枯瘦的面容，摸着老人家身上热烂了的块块疮疤，加林心如刀绞。他本来准备当天就返回牌坊中学的，但看到奶奶这么孤独，这么可怜，他又不忍心离开，让奶奶伤心。正好赶上大晴天，加林把奶奶的床单、被面、被里、蚊帐、棉衣全部清洗了，把床上发霉的稻草换了，和以往一样，为奶奶剪了脚趾甲，修理了搭板、便桶和衣柜。 加林问奶奶，这些事情继母为什么不帮她干。奶奶说，继母给她洗过几次衣服，继母一天到黑也忙得很。其余的，奶奶都不提。 一有时间，加林就陪奶奶坐着，尽量找话跟老人家说。由于奶奶耳聋，说话得费很大的劲，平日难得有人与她拉家常。老人家从早到晚就像机器人一样，坐在摇篮边摇啊摇的。 到了假期的最后一天，加林非走不可了。告诉奶奶时，老人家眼里满是忧郁。奶奶把加林拉进卧房，从枕套里拿出一个小布包，一层一层地打开。里面是一些零角票，大概有四五块钱的样子。 加林他奶把钱急急地塞给他，叫他拿去用。又说，家里的小剪刀钝了，不好使，叫他下次回家时，在花园镇买一把带回。 加林眼眶发热，喉咙发硬，泪水像断线的珠子直往下掉。 谁知道这几块钱在奶奶的枕套里放了多久！他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家里的鸡下蛋了，奶奶自己舍不得吃，也舍不得卖，都瞒着加林他爸，收在自己的衣柜里，等加林回去了，就煮给孙儿吃。有一年夏天，因为天热，加林又一个多月没有回家，收着的三十多个鸡蛋坏了十几个，奶奶心疼得什么似的，一个劲地骂自己“老糊涂”。从那以后，老人家就把鸡蛋卖掉，把钱留着，等加林回去了，就偷偷地塞进孙儿的口袋。而今，加林已经工作了，奶奶竟然还…… 加林用颤抖的手接过这几元钱，骑上自行车赶到双峰山管理区的集市上，买了一些糕点和十几个皮蛋，可惜没有买到小剪刀。跑到八里外的周巷镇，还是没有。他把这些东西交给奶奶时，老人家还直责备他，好像不好意思接受似的。 回牌坊中学上班之后，加林和红梅谈起了在王李村的所见所闻。他提议说，等他们结婚了，就把奶奶接到学校和他们一起生活，让老人家在有生之年享几年福。 红梅自然很赞成。她说，成家之后也少不了一个老人在身边呢！比方，看看门，告诉他们一些生活常识，教他们如何抚养孩子。 红梅的通情达理，让加林非常感动。他们又一起到花园镇，买到了奶奶要的小剪刀，还买了一个非常精制、漂亮的火坛儿。 他们相约中秋节一起回家，把这两样东西送给奶奶。加林猜想，奶奶看到这个火坛儿，肯定高兴得什么似的，因为她还没有用过这么好的火坛儿呢！以前用的，都是瓦罐一样的粗陶器，表面疱嶙嶙、疙疙瘩瘩的，难看死了。 可是，还没有等到中秋节，却等到了来报丧的本家叔叔。 两个星期前回王李村，加林并没有看出奶奶有厌世轻生的迹象，老人家还托他买小剪刀呀！怎么会突然间想不开去喝农药呢？ 汽车在黄色的土石公路上艰难地行驶着。因为坡道较多，一会儿上，一会儿下，速度时快时慢，显得特别不均匀。尘土一如既往地飞扬着，人被颠得屁股时不时离开椅面，两条大腿很快就麻木了，脑袋晕晕乎乎的。加上浓重的汽油味的刺激，加林突然感到心里作呕，胃里面翻江倒海，一股热浪迅速涌向喉管，污秽之物从口腔里喷薄而出。他及时把头伸出窗外，让那些呕吐出来的东西随风飘扬，散落在公路的路面上、路旁的树枝上和汽车的车身上。他接连不断地呕了好半天，最后吐出来的基本上是淡绿色的口水，不过，胃部仍然在间隙性地痉挛着。待完全平静下来之后，王加林已经满眼是泪，也不知是因为伤心所致，还是呕吐时的并发症状。他从口袋里搜出几张卫生纸，擦不擦眼睛，又擦了擦嘴巴周边的口水，然后把纸团扔出窗外。 来送信的本家叔叔一再申明，家里没有吵架，加林他奶与加林他爸、他继母之间，近段也没有明显的矛盾冲突，奶奶是趁家里没人的时候自己喝的农药。 不管本家叔叔说的是真是假，这些丝毫也不能减少加林对父亲和继母的仇恨。因为上次回家时，他所看到的情况，特别是奶奶吞吞吐吐的诉说，已经在他心里埋下了愤怒和仇恨的种子。他觉得父亲和继母对奶奶太不好了，缺乏起码的照顾和尊重。不过，因为家里的现状摆在那里，责任田等着人种，加叶和加草又必须有人管，农村生活又只有那样的条件，他还是在心里努力为父母开脱，努力说服自己。 加林的继母来王李村之前，本为有夫之妇，而且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因为丈夫患病，精神方面出现一些问题，她就抛夫弃子出外乞讨，最后被加林他爸收留。她尚未与丈夫办理离婚手续，就与加林他爸住在了一起，事实上属重婚行为。因为这种情况法院往往是“不告不理”，农村和农民又缺少这方面的法律意识，加林他爸和他继母“结婚”时还大摆宴席，得到了四邻八乡和左邻右舍的认可，成为名正言顺的“夫妻”。 同居的第二年，他们生下一个女儿，跟着加花加林，取名加叶。虽说有了爱情的“结晶”，加林他爸和继母并不是很高兴，他们的愿望是生个“带把儿”的儿子，为王家传宗接代，自己老来也有个保障。 从那时开始，他们对在外面读书的加林就没作什么指望。 生儿子的愿望落空后，加林的继母不肯善罢甘休，也没有把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放在眼里，更顾不上加林他爸是党员和生产队长，缠着四十六岁的老头继续播种，同时卖掉了家里拆老宅时多余的木料，准备接受超生罚款。今年春天，又一个新生命在王家呱呱坠地，还是个女孩。刚刚经历了剧痛的产妇，一见不是儿子，当即嚎啕大哭，骂自己的肚子不争气，枉来王家做了一场女人。 奶奶噘着嘴巴告诉加林这一切时，他并没有十分在意，反而觉得父亲和继母高瞻远瞩，比较有远见。说实话，他对父亲和继母确实没有好感，也没有准备对他们尽什么孝道。 加林他爸和继母只考虑他们自己将来有个依靠，却完全不顾年迈体弱的奶奶的死活。两个小孩生下来之后，他们就全部扔给老人家。加林他奶已经七十八岁了，路都走不稳，同时照料两个襁褓中的娃娃，该有多么艰难！老人家实在是拖累得没有办法才自寻短见的啊！所以，无论奶奶喝农药之前有没有吵架，家里有没有产生矛盾，加林他爸和继母都难辞其咎。 最让加林寒心的，也是他一辈子都难以原谅父亲和继母的，是他们在奶奶仍有希望存活下来时放弃了抢救。仅仅为了省下三百元钱住院费，他们就把奶奶从医院里拖回家，眼睁睁地看着老人家受十几个小时的折磨，痛苦地死去…… 稍有良心和良知的人，对奶奶稍有一点儿感情的人，怎么可能做出这种连畜生都不如的事情！眼巴巴地盼着一个人死去，这需要多么硬、多么狠的心肠啊！钱就那么重要么？他们为了生第二个小孩，交五百元的罚款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怎么就不肯花三百元钱挽留一个年老的生命呢？眼看一个生命即将逝去，能抢救而不去抢救，实际上就是间接故意杀人。这在法律上是有明文规定的。 “即使救活了也管不了多长时间”——多么荒唐而又残酷无情的理由。照这种理论，所有身患绝症的人都没有救治的必要，反正救活了还是会死去的。依此类推，所有患病的人都有生命终结的那一天，都没有医治的必要。那么，这个世界上还要医院和医生干嘛！ 据科学研究和医学实践证实，一个自寻短见的人，在将死而没死的时候，往往会幡然醒悟，对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求生的愿望特别强烈。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测，加林他奶从喝药被人发现时起，就已经不愿意撒手人寰了。因为她还等着加林给她送小剪刀回，还等着孙儿娶孙媳妇，等着看自己的重孙子呢！她怎么舍得离开这个世界呢？但是，没有人给老人家这个机会。 王加林能为含恨死去的奶奶主持公道么？面对自己的亲生父亲和继母，他如何去处理这件麻烦而又棘手的事情？ 第七章 长途公汽在涂巷站停下后，加林和本家叔叔相跟着下了车。这里离王李村只有里把路，一条曲曲弯弯的乡村公路可以直达。 路上，叔侄俩一前一后只顾走路，什么话也没有说。进村之后，本家叔叔与加林告辞，抄另一条小路回了自家。加林则继续沿着乡村公路走，他家就在公路边上。 到达老宅旧址，他看见家门口摆满了花圈。一腔悲愤再次涌上心头。 加林的出现，引起了那些在花圈丛中忙碌或者看热闹的乡亲们注意。他们不约而同地转过头来，用目光迎接死者的孙儿，有的还迎着加林走过来，主动与他打招呼。 加林表情严峻，谁也没有理会，走过老宅旧址，穿过花圈丛林，径直往家里走。老宅拆除已经八年了，旧址一直空着，走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加林有说不出的酸楚。 他家的老宅，是王李村屈指可数的厅屋。外墙全部用灰砖砌成，墙上和瓦楞上爬满了青青的藤萝，藤萝上结有拳头大小、能挤出的“妈妈砣”。大门朝北开，正对乡村公路。进门是一条两米来宽、隧道一样狭长的巷子，顶上是朱红色的楼板，巷子里比较昏暗，但尽头却豁然开朗，日光从足有五分面积的长方形天窗里射下来，照在铺满青石板的天井里，映亮了周围的一切。以天井为中心，靠西是鼓皮隔开的堂屋，里面永远摆放着一个丈把长的神台、一张八仙桌和两把大靠背椅，堂屋两侧各有两间耳房；北边与巷子并列的是灶屋、柴草房和猪牛栏；南面有一间大厢房，还开了个后门，出后门是一个栽着桃树、梨树、枣树、泡桐树、柏树和楝树的小院子。 加林家的老宅真大啊！他记得小时候，经常在他家里开全村社员大会，伯伯婶婶叔叔阿姨们自带小板凳，散坐在他家的堂屋、厢房和天井四周，喜欢热闹喜欢笑的小加林，穿着开裆裤，戴着虎头帽，里里外外地颠进颠出，不时被大人们揽入怀中。村里开展政治学习、召开批斗“地富反坏右”的大会、文艺宣传队唱样板戏排练文艺节目，也都在他家里。他家实际上就是村里的公共活动场所。 老宅的堂屋又高又空旷，紧挨着神台两端，有两根粗大的立柱支撑着房顶，每根立柱一人合围才能抱住。1976年拆除老宅时，这两根立柱就卖了四百元！堂屋的地面是用土石垫过的，表面还用类似于水泥的灰土粉刷过，非常平整，光亮如镜，还有方格和花纹。天井有一条阴沟直通村东的池塘，每逢下大雨的时候，池塘里的乌龟王八鳝鱼鲫鱼总会逆流而上，通过阴沟游到他家的天井里。加林他爸就用筲箕或箢箕堵住天井的排水口，那些好奇探险的家伙们就成了“瓮中捉鳖”，插翅难逃了。最终都变成了加林家餐桌上的美味。 我们一直没有弄清楚，加林的爷爷奶奶是如何得到这座老宅的。拥有这么气派的老宅，他家的成分为什么会是贫农，而没有划成更高一些的成分。这座祖上留下来的老宅，在加林小学毕业那年被他父亲拆掉了，改成了现在的明四间土砖瓦房。 老宅改成新屋后，多出好多砖瓦和木料。砖瓦当时就卖了，木料则堆放在新屋的两间空房里。满满当当的，从地面一直堆到房顶。这些木料逐年减少，到加林参加工作时，已经所剩无几。余下的后来又全部卖掉，交了计划生育超生罚款。加林后来结婚时打家具的杉木，还是他自己花钱去花园镇买的。 走到新屋的大门口，加林看见堂屋正中摆放着黑色的棺材。奶奶已经入殓，但棺材盖还没有盖上。 他大声呼喊着奶奶，泪水早已汹涌澎湃。 “奶奶，我是加林啊，你最疼爱的孙儿林林。加林回来看你了，你最疼爱的孙儿回来看你了！你要的小剪刀，我给你买回来了。我还给你买了一个漂亮的火坛儿。你睁开眼看看哪！奶奶——”加林不管不顾的哭诉，让满屋子的人跟着流泪，不少大妈大婶都掀起衣角，擦起了眼睛。 加林他奶平躺在棺材里，双目紧闭，面色惨白，愁容依稀可见。 “你奶奶昨天怎么也不肯断气，可能就是在等你呢！”本家二婆这样解释加林他奶折腾十几个小时的原因。 这话刚刚落音，加林惊奇地发现，奶奶的眼角居然滚下两行泪水！ 多年以后，当人们谈起这件事时，仍然觉得蹊跷。加林甚至咨询过医学专家。医学专家解释说，人死之后的最初阶段，脑细胞并未完全死亡，可能会对外界的刺激产生反应。看来，加林他奶死不瞑目，就是因为没有盼回亲爱的孙儿。 当王加林慢慢平静下来之后，加林他爸才小心翼翼地凑近他，叫他先去吃饭。 加林没有理会。 加林他爸又和本家二爹商量，说天气太热，应尽快把奶奶下葬。 加林坚决反对。理由是，必须等他的母亲回来，让母亲最后看奶奶一眼。 加林他爸惊愕万分。 当他得知儿子已经把老人去世的消息发电报告诉了加林他妈时，竟然恼羞成怒。他责备儿子“不懂事”，为如何应对这种变故而感到手足无措。 本家二爹无可奈何地说，既然已经通知了加林他妈，那只有再等一等了。 直等到第二天午饭过后，加林他妈仍然没有回来。 正在大家商量该不该继续等下去的时候，加林他妈出现在了王李村口的乡村公路上。 这是一个三十八岁的女人，虽然饱经磨难，嫁过两次人，生过三个小孩，正在抚养着五个孩子，但仍然是那样年青漂亮，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得多。黑色上衣，黑色裤子，黑色灯芯绒布鞋，拎着一个黑色旅行包，如同自天而降的蝙蝠侠。 加林他妈没有哭泣，也没有流泪，平静得让人窒息。她走进停放死者的堂屋，把旅行包随手一扔，就掀翻虚掩着的棺材盖，大声呼唤着“养母”。 “我不会哭！是谁害死了我的养母？是谁逼死了她？是谁？是谁？找公安局的来验尸，把那个杀人的凶手抓起来枪毙！” 加林他妈歇斯底里地喊叫着。她责备儿子不该在电报里写“奶奶已逝”，应该说明奶奶是非正常死亡。她叫加林再去给她丈夫发一份电报，说她十天半月不可能回去，一定要把这个案子查个水落石出。 大家都想息事宁人，劝加林他妈马虎一点儿。人死不能复活，闹也解决不了问题。但是，加林他妈一句也听不进去，最后还是德高望重的村支书把她叫到一旁，嘱咐她冷静，并且说，事情做事情处理，人还是应该安葬。 加林他妈执意要等公安局的来验尸。 无奈，村支书只得派人前往双峰山风景管理区，请来了司法助理。司法助理戴着白手套，拿着手电筒，在棺材里面前前后后照了照，检查了一下尸体，做了一些记录。 加林他奶这才在鞭炮声和人们的哭诉声中送了出去。 从加林他妈出现到出殡结束，加林他爸和他继母一直不敢露面。加林他爸失魂落魄一般地在外面游荡。他继母则抱着加草，拉着加叶，乞丐一样地坐在邻居家门口。按照乡俗，死者的亲属，是不能进别人家门的。 那天晚上，加林他爸瞅空找到加林，把他叫到屋子侧边的小院子里，拉着加林的手，一个劲地问：“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然后跌坐在厕所旁的地面上，失声痛哭起来，声音又不敢放大。 加林还是第一次看见父亲表现出这种可怜兮兮的样子。 在他的印象中，父亲一直是凶神恶煞、盛气凌人的。他父亲当了好多年的生产队长，在有四十多户人家、一百多号人的王李村，他父亲一言九鼎，是说一不二的“土皇帝”。特别是“”期间，几家成分不好的地主和富农，见到加林他爸就如同老鼠见到猫，连大气都不敢出。听到加林他爸一声喊叫，就吓得腿肚子发抖。其他社员对加林他爸也唯唯诺诺，胆敢违抗的，最终都没有好果子吃。在家里，加林他爸更是独断专行，对加林他奶和加林颐指气使，稍有不满意，开口就骂，举手就打。 这个王李村的强人、家里的猛虎突然之间如同变了个人似的，表现得这样六神无主，胆怯可怜。王加林见此，心里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意。与此同时，他坚定不移地认为，奶妈的死与父亲肯定有关系，不然的话，他父亲不会这么害怕和胆怯。 入夜，加林他妈睡在他奶奶生前住的房间，加林和衣躺在脚头陪伴着母亲。母子俩好多年没在一个房间里睡觉了，现在睡在一起，却怎么都难以入眠。 加林他妈告诉加林：他继父马上要去bj开会；梅杰刚刚与女朋友吹了，正在闹矛盾；梅红在家待业，又总是与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跳舞跳到深更半夜；梅军上学路远，要单独给他做饭吃；梅颖正在上幼儿园，早晚都要人接送……总之，家里一刻也少不了她，她必须马上返回保定。 “您不是让我给继父发电报，说您十天半月不回去么？”加林问。 “我倒是希望这样。”加林他妈无奈地回答，“但不回去不行啊！” 加林不言语了。他觉得这样也挺好。内心里，他不希望母亲在王李村大吵大闹，因为这种吵闹根本就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况且，加林也必须回牌坊中学上班。 于是，加林顺水推舟，同意天亮后和母亲一起到花园镇，送母亲去火车站乘车回保定。 意想中天翻地覆的吵闹，就这样虎头蛇尾地收场了。 加林回学校上班没多久，红梅她爸来到了牌坊中学。和红梅她爸一起来的，还有红梅的小弟弟敬武。 红梅她爸说，敬武在方湾镇中学的学习情况太糟糕了，每次考试成绩不是班上倒数第一，就是年级倒数第二。读到初二了，好多初一的东西都没有搞清楚。这样下去，中考肯定没戏。所以，希望把敬武转到牌坊中学来上学，退回去从初一搞起。哥哥姐姐们帮帮他，看能不能有所起色。 对此，加林和红梅都没有提出异议。他们刚刚在初一给敬武建立了学籍档案，是怕他将来中考落选，为他来牌坊中学复读做准备的。既然红梅她爸现在提出了要求，就可以提前使用这个备用学籍了。 看到这里，肯定有很多人闹不明白。初中学籍档案是个什么东西？怎么还跑出来个“备用学籍”？ 我们都知道，小学和初中属义务教育，国家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制管理是比较严格的。接受完义务教育，能考上学的继续深造，没有考上学的就要回家劳动。城市的找单位上班，农村的回乡务农。所以，初中毕业生是不允许复读的。 为落实好这项政策，防止初中毕业生复读，教育部门在初中实行学籍管理制度。按照规定，进入初中的学生在初一建立学籍档案，三年后凭此档案参加中考。考取高中或中专，档案移交录取学校；没有考取的话，档案就作废了。也就是说，一个学生在初中只能读三年。 这种制度的设计是没有问题的，也比较公平合理。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规规矩矩地按制度行事，也能达到优胜劣汰的效果，保证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进入高中或中专继续深造，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提前参加社会劳动。问题是，总有那么一些人不按规矩出牌。他们绞尽脑汁寻找制度的缺陷和漏洞，想方设法钻政策的空子，使中考落选的学生能够继续在初中复读。结果，现实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有的学生在初中读了四年、五年，甚至六年，最后还是顺利地被高中或者中专录取了。 那么，这些初中复读生的“合法”学籍档案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里面的名堂确实太多，只有象加林和红梅这些在初中当过班主任的人才搞得清楚。 我们就以红梅的小弟弟方敬武为例，来个现身说法吧！ 敬武考上方湾镇中学之后，如果对三年之后的中考完全没有把握，初一建立学籍档案时，可以要求学校暂时不建档，就那么作为“黑户口”先读着。升入初二之后，再在初一建立学籍档案。这样，他人在初二读书，学籍留在初一；读到初三时，学籍还在初二。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初三多“滚”一年了。 或许有人要问：初中学生建档不是需要小学毕业证书和初中录取通知书么？初二的学生，哪来这些东西？ 这些都不是什么难事。只要在小学和初中有熟人，举手之劳就能办到。万一不行，逢到初中招生考试时，找所小学报个名，让敬武再参加一次考试，也就什么都有了。 当然，加林和红梅为敬武办理的，是重复建档。本来，敬武同学在方湾镇中学初一已经建有学籍档案，如今已经上初二了。而加林红梅又在牌坊中学初一给他建立了学籍档案，照片是敬武的，只是换了个名字而已。如果敬武在方湾镇中学第一次参加中考失利，那么他就可以使用后面重建的学籍档案，到牌坊中学再读一个初三，再参加一次中考。 由此看来，敬武只要不停地更换姓名，学籍档案可以连续不断地重建，他也就可以连续不断地多次参加中考，直到考上高中或者中专为止。掌握了这个诀窍，学籍档案就形同虚设。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怪事情，学生已经考入高中或者中专了，初中还有他的学籍档案。这也是出现高中生回到初中倒读、倒考现象的原因。 延缓建档和重复建档是初中学籍档案造假的两种基本方式，如果错过了这两种方式，还有一系列的补救措施。比方，有的学生在多次参加中考之后，仍然名落孙山，最后一个学籍也用完了。再从初一重新建档吧，又得等三年才能参加考试，怎么办？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假转学！通过各种关系在外地外校弄个转学证明，注明是应届初中生，并附一个假学籍档案，又能名正言顺地参加中考了。 还有假留级和假病休。初中各个年级，每年有一定比例的留级指标。如果学生在校期间患有乙型肝炎、肺结核等传染性疾病，可以办理病休手续，让学籍档案在相应年级滞留。这种政策性的规定，又被一些人作为空子来钻。比方，档案“留级”人不留级，到了初三就可以自然复读。没有疾病，找医院开个病历证明，掏钱买一张其他病人的透视胶片，手续齐全，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让档案“病休”，学生本人则在学校里照读不误。“病休”结束，办个复学手续，照样可以多读一个初三。 最后一招，就是冒名顶替。这是万不得已而采取的下策，但仍然使用得比较普遍。退学流失的学生，成绩太差、放弃中考的学生，他们的学籍档案，都可以为其他复读生所利用。有些学校甚至劝“双差生”提前退学，发张毕业证打发他们走，腾出档案让复读生顶替考试。照片不同，可以解释说，几年时间变化太大；姓名嘛，只有委屈复读生了，既要升学，从此之后只有改名换姓，用别人的姓名读高中、考大学、参加工作了。 初中学籍档案管理真是奥妙无穷。正如人们所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家长们为了子女升学，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煞费苦心啊！ 有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保驾护航，敬武的学籍档案完全可以高枕无忧。只要他愿意读书，在牌坊中学读多少年都行！食宿方面，也不存在什么障碍。 我们已经知道，牌坊中学的前身是“五七”干校，“五七”干校是必须为“牛鬼蛇神”们提供住宿条件的。与学校食堂紧密相连的，就是两间锁了多年的男女宿舍。 宿舍里整齐地摆放着了高低床。只是因为多年没人使用，床上满是灰尘，床与床之间牵扯着蛛网。只要征得学校领导同意，打开男生宿舍，做一下卫生，敬武每天换一张床睡都行。 就这样，方敬武同学成了牌坊中学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住校生。 加林把蒸饭的铝盒子换成了容积大一些的搪瓷碗。 后来发现敬武吃完饭后，眼睛总是瞅着空搪瓷碗，非常留恋的样子。加林又把蒸饭的工具增加为两个，铝盒子和搪瓷碗一起上。 敬武这才开始敞开肚皮吃，饭后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 多了一个人吃饭，加林上街买菜买米的频率和数量明显增加。当然，方爸爸和方妈妈农闲时也会来看看，肩扛背驮地送来一些自家出产的大米和蔬菜。 炒菜改用蜂窝煤炉子烧煤球。煤油炉退居“二线”，作为临时应急时备用。 早晨去食堂打早点，中午送米去食堂蒸饭，放学时去食堂拿蒸熟的饭回来，诸如此类的工作，也开始由敬武承担。 这个人高马大的小伙子，对学习不怎么上心，但干起家务活来却非常积极，一点儿也不比加林差。 加林他妈参加他奶的葬礼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雷声大，雨点小”的表现，给人留下诸多的悬念。 事实上，加林他妈人虽然回了hb保定，但心里一刻也没有放下“养母”的死和“养母”留下的遗产。 之后的三四个月时间里，加林接连收到母亲的二十多封来信。每一封信里都带有火药味，每一封信里都少不了杀人犯、强奸罪、重婚犯、绳之以法、坐牢枪毙这些字眼。 加林他妈买了好多法律书籍在家里自学，花四十五元钱报名参加《民主与法制》刊授学习。同时，夜以继日地写控告信和起诉状，寄往孝感的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局，寄往全国各地的报社、杂志社、电台、电视台和妇联，要求维护老人、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要求惩办加林他爸。 加林他妈在信中说，她的行动得到了好多人的同情和支持，军官丈夫不分白天黑夜地帮她抄写材料，单位的领导给她批了一个月的假期，所以，她准备春节期间再回hb陪伴养母的亡灵”。 “加林，我以前劝你与你父亲和好，那是我考虑到你年幼，害怕你跟他作对会吃眼前亏。现在你长大了，我必须告诉你：我和你父亲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在生活的舞台上，要么他死，要么我亡！至于谁胜谁负，法庭上见分晓！我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替养母申冤报仇，替我自己申冤报仇！不告倒你父亲，不争回养母的遗产，我绝不会停止战斗的笔！”加林他妈信誓旦旦地写道。 面对这种情况，加林感到非常的困惑和矛盾。 因为奶奶的离世，他恨父亲，也希望父亲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真的把父亲拉出去枪毙么？真的让父亲去坐牢么？加林又于心不忍，不管怎么说，这个男人毕竟给过他生命。他的血管里流淌着的，还有这个男人的血液。血浓于水啊！ 另一方面，加林对母亲那种吵闹起来就随心所欲，完全不顾及公序良俗和他人感受的做法比较反感。他担心母亲春节期间在王李村闹得一塌糊涂，于是，多次写信劝母亲不要回hb或者回hb之后不要大吵大闹。 这些劝告丝毫不起作用。加林反而遭到他母亲毫不留情的痛骂。加林他妈说，你是在可怜罪大恶极的父亲，因他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而吓得胆颤心惊！ 眼看春节就要到了，加林他妈会回hb么？她会来王李村去陪伴“养母”的亡灵么？如果真如她信中所言，开始向“不共戴天的仇敌”宣战，加林他爸如何应对？加林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和表现？ 第八章 王加林提前下班回到家里，开始动手做晚饭。 双职工家庭，又请不起保姆，家务活往往成为一个让人纠结的难题。自结婚以来——准确地讲，是从方红梅调到牌坊中学以来，加林和红梅就时不时为做家务扯皮，产生一些磕磕碰碰的小矛盾。 道理很简单：你上班，我也在上班，你下班后想休息，我同样想放松，而菜必须买、饭必须做、场必须清、地必须拖、衣服必须洗、家具必须抹、孩子必须带……诸如此类的家务活，又是非干不可的。无论夫妻多么恩爱，感情多么融洽，也没有哪一方愿意把所有的家务都包揽下来。 最初因为是“吃大锅饭”，偷懒和攀比的心理在作怪，两人闹矛盾的时候比较多。于是，他们借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国有企业实行生产经营责任制的成功经验，对主要的家务活实行明确分工，责任落实到人。比方，规定了加林买菜做饭，红梅洗衣洗碗，加林拖地，红梅清场，等等。至于不在分工范围内的事情，或者偶然冒出来的事情，则本着“谁更适合做谁做，谁有功夫做谁做”的原则，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协助配合，共同承担。这样一来，摩擦和冲突大幅度减少，理论的威力和效果得以充分体现。 心情好的时候，他们还探讨过做家务与家庭和睦之间的关系。 王加林认为，要维持家庭生活的正常运转，家务事就不能不干。如果夫妻俩都横草不拿、直草不拈，都想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柴米油盐酱醋茶哪个弄来？缝补浆洗照料孩子由谁来干？所以，干家务实际上是一种责任，主动干家务事就是“顾家”的表现。家务事总量基本固定，家里又只有夫妻二人，一个人不做，另一个人就得做；一个人多做一件，另一个人就可以少做一件。——这种朴素的思维当中，包含着夫妻恩爱、相互体贴的内涵。 方红梅说，不能把做家务看成一种负担，应该作为工作后的一种调节，当作八小时以外的一种消遣。因为做家务事本身就是对生活进行的一种整理和充实，只要消除了心理障碍，从中还能体验到很多乐趣。比方，早晨起床后，当你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在音响里传出的悠扬乐曲声中，把揉作一团的被子叠成规则的“豆腐块”，把皱巴巴的床单拉平、刷净，铺上漂亮的床罩，摆好被子和枕头，再喷上一些香水或者空气清新剂。此时，你抱起双臂，环视房间，是不是会感到赏心悦目？酒足饭饱之后，把餐桌上狼藉一片的杯盘碗筷集中到水池里洗净，分门别类摆进碗橱，把残羹剩汁连同菜渣一起倒进垃圾桶。桌面抹得铮亮如镜，地面拖得一尘不染，厨房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此时，你擦一把额上的汗珠，用香皂洗净双手，解下围裙，心里是否有一种大功告成的感觉？ “变零乱为整洁，变杂乱无章为条理清晰，虽然需要付出一定的劳动，但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却是一种享受和快乐。”王加林这样总结道。 基于这种乐观的心态和比较高的思想境界，困守牌坊中学的日子，他们大部分时间还是能够把家务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后来王加林去孝感工作，夫妻分居两地，他们二人简直堪称“模范夫妻”。 几乎每个周末的晚上，红梅都会带着女儿王彤去花园火车站去接加林。一见到加林走出车站，母女俩就兴奋地跑过去，抢过加林带回的东西，拉着加林的手，亲亲热热地拥着他回家。 路上，两位女同胞争着向加林讲述一周所遇到的趣闻轶事，饶有兴致地向加林问这问那，嘴巴一刻也不闲着。 回到家里，红梅就端出早已炖好的排骨汤、蹄子汤或者鸡汤，逼着加林喝下一碗。有时，还备有好酒和满桌子下酒的好菜。 团聚的日子，夫妻俩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加林考虑到红梅一周来又是工作又是孩子又是家务，肯定累得够呛，便主动找家务活干，尽量多承担一些，让老婆轻松轻松。红梅又觉得一周就那么两天相聚的时间，希望加林陪她逛商店、看电影、打扑克、玩电子游戏机，或者聊天，说说话儿。 在一起的时间总是显得不够用，暮色降临时，两人都恨不得把太阳从西山后面拽上来。 到了星期一的早上，加林得赶火车去孝感上班了。每次分手时，红梅总是恋恋不舍，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儿。他们互道珍重，互祝新的一周幸福和快乐。最后，总少不了说一声：“周末再见！” 那种小别胜新婚的感觉，一直温暖着王加林。 可是，最近这一年多来，自王加林从孝感调回花园镇之后，两口子之间的矛盾突然增多了，罪魁祸首居然还是老生常谈的做家务事！ 红梅老师觉得自己承担的家务事太多了，责备加林不为她分担。她说一起上班的女老师都比她享福，觉得自己处处不如人，夫妻团聚了还不如分居两地时舒服，连麻将都没以前打得多。 红梅老师是从同类比较中得出这一结论的。攀比往往容易让女人丧失理智。比方，她特别羡慕那些得到老公鼎力支持的女牌友，羡慕她们的老公主动为她们找人凑摊子，出手大方地给钱她们打麻将，甚至把饭菜送到麻将桌上，递到她们的手里。 一次又一次，听着这样的奚落和唠叨，加林就感到特别窝火。他觉得老婆完全是无理取闹，觉得红梅完全变了，变得他都快不认识了。凭心而论，加林并非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之徒，更没有大男子主义思想，在外人眼里，他甚至算得上是一个模范丈夫。勤劳，顾家，心细，这些在银行大院里都是出了名的。每天下班回到家里，或者周末不上班的日子，他总是尽量找事干，找活儿做，很少闲着。再说，而今与牌坊中学时相比，家务事不知要少多少，生活不知要方便多少，毕竟孩子已经长大，毕竟各方面的条件都有了实质性的改善。 就拿柴米油盐酱醋茶中首当其冲的“柴”来说吧，今昔对照，就要省下好多事情。 在牌坊中学他们一直烧煤。每次做饭都得淘神费力地生炉子。用斧子把平日搜集到的废弃的桌椅板凳和捡回来的枯树枝剁成寸把长的小木片，拿旧书旧报纸引火，木柴在炉膛里燃烧起来之后，用火钳一个一个地把煤球往里面夹，煤球填满炉膛之后，再摇着蒲扇对着炉子的进风口不停地扇风。烟雾袅绕，熏得人眼泪直流。有风的时候，加林老师就把炉子提到操场边的走道上，让进风口对着风来的方向，省去人工摇扇子的麻烦。 阳光明媚的正午或者夕阳西下的傍晚，在开阔的黄土操场旁边，一只半米来高的绿皮煤炉，袅袅地飘散着乳白色的烟雾，曾经成为牌坊中学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炉子交给风神之后，并非百事大吉，人还得时不时地去瞅一瞅煤是否点燃。如果煤球身上冒出蓝色的火苗，说明成功了。要是煤球依然是黑的，或者身上仅有微弱的红光，那就得从头再来。因为煤球掺土太多，加上煤炭品质不是很好，生炉子中途熄火是常有的事情，加林已经习以为常。大不了多费点儿柴禾和纸张，多花点儿时间，这算个屁呀！真正考验加林的，或者说经常让他犯愁的，是买煤。 他们最初买的都是“黑市”煤。因为加林和红梅两个人的户口都在学校的集体户口本上，没有单独立户，所以享受不到每月定额的燃煤供应指标。 领取结婚证之后，他们拿着学校的集体户口本去花园镇派出所申请单独立户。可是，因为户籍所在地是“关王村牌坊中学”，不属于城镇居民，还是没有燃煤供应。愁眉不展之时，是好心的女校长关玉荣主动出面，找在花园镇派出所工作的老同学帮忙，把加林和红梅的户籍所在地改为“花园镇中山街”，他们这才领到了一本红塑料封皮的“城镇居民生活用煤供应证”，每月享受七十公斤的平价煤炭供应。指标“当季有效，过期作废”，因此每个季度他们必须去花园镇煤炭公司买一次煤。 一季度的煤是四百二十斤，自行车是无能为力的。每次准备买煤时，首先得关注天气预报，确认有晴好天气之后，再去关王村的农家借平板车。通常情况下，必须提前一天把平板车借好，停在学校里，确保次日天蒙蒙亮时能够出发动身。从牌坊中学前往花园镇，步行或者骑自行车的话，可以抄近道走那些尺把来宽的田间小路，但拖平板车就必须绕道花园铁路技校，到官塘附近并入孝花公路，经过京广铁路线花园北道口，再才能进入花园镇中心，有七八里路的样子。 煤炭公司只有一个煤球厂，早上八点开门营业，但为了顺利地买到煤，必须提前去排队。加林和红梅（有时是加林和他的小舅子敬武）一般是五点钟从牌坊中学出发，拖着空板车到达煤球厂时，六点半左右。煤球厂的大门自然是锁着的，但门口的板车、手推车、三轮车已经排成了长龙。一看到那阵式，他们就特别灰心，有时真想打道回府，改日再来，但回去又得重新走那么远的路，又得去找其他老师换课，又得去还板车借板车，还不知道会碰上什么样的天气。 横下一条心，等吧！ 煤球厂有两部蜂窝煤机，进入厂区后，买煤的人会自动地排成两列。当然，也有遇到一部机器出现故障、罢工停摆的时候，两列队伍又会重新并成一列。为了抢占比较靠前的位置，或者遇有不守规矩的人插队，就会发生争吵、对骂，相互推来搡去，甚至大打出手，搞得头破血流。 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属于遵纪守法、遵规守矩的好公民，他们总是老老实实地排队。往前面看了看，似乎也井然有序，只是队列挪动的速度相当慢，每辆车主买煤的数量都特别大。原来，前面排队的人手里往往拿着好几家人的煤票，一个人排队，买好几家的煤。结果，还没有轮到他们，就到了中午十二点，煤球厂要下班了。蜂窝煤机的轰鸣声停了下来，没买到煤的人被赶出厂区，被吆喝到大门口重新排队。 可以想见，此时的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是什么样的心情！ 回家是不可能的，想回去吃了饭再来，这一天绝对不可能买到煤。他们只能顶着烈日再熬两个小时，等下午两点钟煤球厂重新开门。于是，加林继续排队，红梅去买馒头、花卷或者包子来充饥。正常情况下，下午是能够买到煤的。当然，如果遇到蜂窝煤机出故障等特殊情况，又另当别论。买到煤的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一人如老牛般地在前面拖，一人跟在后面推，回到学校时，太阳早已不见了踪影。 对于那些性急或者时间比较紧的顾客，煤球厂备有一套比较人性化的处理办法：直接出售没有加工的散煤。不过，煤票只能按七折供应，也就是说，一百斤煤票只能买到七十斤散煤，因为他们必须把本应掺在里面的泥土和水的份量计算在内。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遇到课调不开，只能挪出半天时间的时候，通常会接受这种“不平等条约”。 散煤买回后，只能堆放在办公室门前的走廊里，用塑料薄膜盖上。等到周末不上课，并且有大晴天的时候，再来自己动手做成煤球。 这项工作可是高强度的体力活。首先得借助铁锹、铁撮和蛇皮袋，把煤全部搬运到操场上。再到校园外面的塘埂上去挖泥土，用蛇皮袋驮回，倒入煤中，用铁锹把煤和泥土拌匀。然后，拿着塑料桶去食堂门口的水龙头处提水。接着就是和煤了。和煤是有讲究的，先在拌有泥土的煤堆顶部扒个坑，倒入一两桶水后，等待十几分钟。水全部渗入煤堆后，再就铁锹翻动。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湿，和到如同黑色的泥巴状之后，就可以动手搓成鸡蛋大小的煤球了。 煤球整齐地摆放在操场上，如同一片黑色的蘑菇。在阳光的普照和烘烤下，煤球的身体开始变硬，颜色由深黑变浅。到了傍晚，无论煤球是干是湿，都得把它们收回家里了。因为谁也不知道晚上天气会发生什么变化，如果突然下雨，那就全部泡汤了。 搓煤球完全靠手，既耗费时间，又劳累人，而且手上的煤很难洗干净，特别是指甲缝的黑颜色，往往个把礼拜还难得褪尽。一些生活经历比较丰富的老师就建议他们做煤饼。用铁锹把和好的煤铲到操场上，拍成一块块的煤饼。正面晒干后，翻过来晒背面，然后就可以收回家里了。使用时，只须把煤饼打碎成小块，也就变成“煤球”了。 这种方法果然省事得多，而且煤饼便于摆放，能够整整齐齐地码成一堆，不象煤球那样稀里哗啦占好大个地方。 再后来，老师们又向他们推荐了一种用手工制造蜂窝煤的机器，俗称打煤机。把打煤机连续多次捅进和好的煤堆里，就像春节时农村打糍粑一样，待煤泥充分填满下面的铁模后，再提着打煤机到操场上的空地，用脚把“蜂窝”蹬出来。这种自制的蜂窝煤与煤球厂机器制造的相差无几，甚至还要结实，但因为每做一个都得来回跑一趟，加上捅煤填模相当费力气，做完四百多斤煤，人往往累得半死，几天都难得还原。 买煤和做煤的辛劳和艰难，真是一言难尽。还有好几次，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刚刚把煤做完，本来晴好的天气突然风云变幻，豆大的雨点从天而降。这时夫妻二人就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开始手忙脚乱地往家里抢煤，有时还不得不发动学生们帮忙。 自从搬进银行宿舍，用上液化气之后，所有这一切都成为过眼云烟。煤气灶的方便、干净和快捷，曾经让加林同志兴奋得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产生了一种从地狱进入天堂的感觉。他甚至觉得，用煤气灶做饭是一种享受。 你看，一扭开关，火就来了，想开就开，想关就关，想大能大，想小能小，还省去了“生炉子”的环节。至于买液化气，也很方便。只需要把空煤气坛子送到银行门房走道上，司机们就会开着车子去液化气公司把气罐回。他们甚至会扛着煤气坛子送到加林主任的家里。 光是“柴”这一项，现在与牌坊中学时相比，就省去了多少麻烦，减少了多少工作量啊！其他方面同样举不胜举：家里有了自来水，不需要去外面提水了呀；买了洗衣机，洗衣不用手搓，不用出去清洗了呀；用上了电饭锅，不需要去食堂蒸饭拿饭了呀；买菜步行几分钟就到了菜市场呀……总而言之，家务事的总量比以前大幅度减少，做事的人还是夫妻二人，怎么矛盾反而增多了呢？ 面对老婆无休无止的唠叨，加林的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坏，动不动就发火，乱喊，乱叫，乱骂人，因为他同样感觉自己很冤。 红梅埋怨他总是要等到下班之后才回家，意思是应该提前下班，回来把饭做好，等着老婆孩子回家。 加林认为方红梅是无理取闹，是想打码头，是在逼他。企图让他变成这样的一个人：对老婆打麻将放任自流，最好也能把饭菜做好送到麻将桌上；他不工作也行，就当一个家庭主男，从早到晚买菜做饭洗衣扫地，把什么家务事都做完，好让老婆当一个坐享其成的太太……可是，这现实么？如果他不上班，如果他王加林不是在银行工作，他们能够拥有眼下的一切么？ 红梅是因为与学校的女教师比较才产生了心理上的不平衡，但加林如果与银行的男同事们比较，他同样会感到委屈呀！整个新宿舍楼二十四户人家中，他比哪一家的男人做的家务事都要多！人事股长陈晓东，都快退休的人了，居然还不会做饭，连面条都不会煮。加林能跟别人比么？ 特殊的家庭条件摆在这里，双方的老人都不能作指望，注定了我们必须承担更多的家务，必须履行更多的责任。况且，三口之家又能有多少事情呢？一日三餐，洗衣洗碗，拖地做卫生，这些事情能累死人么？人是应该有点儿牺牲奉献精神的。加林有些委屈在心理埋怨红梅，我并没有指望在事业上得到你的支持，甚至没有想到自己将来生病或者遭遇不幸时，能够得到你悉心的照顾。多做一点儿家务事，你就满腹牢骚，你能算好老婆么？我们能算美满夫妻么？ 这些问题一直没有找到圆满的答案。他们在做家务事上的分歧也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红梅对加林还有一个不满意的地方，就是觉得他对她娘家的人帮助太少。无数次，她这样质问王加林：“你摸着自己的良心想一想，结婚这么些年来，我的亲戚六眷沾了你什么光？享了你什么福？得了你什么好处？” 女人为什么嫁人？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意思就是女人嫁人是为了找一个能够养活她的人，而按照方红梅的逻辑，光养活她本人还不够，还必须让她娘家人得到好处。 要是赋予这样的使命，王加林肯定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因此，他常常感觉羞愧，觉得无地自容。 唠叨是女人制服男人的杀手锏，而先声夺人地强词夺理，又是红梅老师的看家本领。基于这种形势分析，我们可以大胆地预测：在方敬文贷款的问题上，加林同志恐怕很难招架得住。 在我们罗罗嗦嗦地理论做家务事的长长短短的时候，模范丈夫王加林已经煮好了饭，炒好了菜。他打开电视机，坐在沙发上等候家里的两位女同胞。 首先回来的是县一中的红梅老师。她看了看色彩斑斓的餐桌：番茄炒鸡蛋、青椒炒瘦肉、芹菜炒千张、清炒小白菜、蘑菇豆腐汤。忍不住拿起筷子尝了尝，对老公的厨艺给予夸大其词的表扬。 “彤儿怎么还没回？”红梅老师穿过小卧房，到阳台上朝银行大院望了望，没有看见女儿的身影。她又回到客厅，坐在丈夫的身边，一起看电视节目。 趁着等女儿的功夫，两人试着开始了艰难的交谈。就象约好了似的，他们首先谈的是钱仲元和余丰新，接下来就是短暂的停顿。 后来，王加林终于说：“下午敬文来找过我。” 红梅老师觉得也没有必要藏着掖着，于是回答说：“我知道了。他也去学校找过我。” 后面的交谈就变得比较简单。有些遗憾的是，大家预想中的争吵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生。 方红梅说，她弟弟也是走投无路，确实没有办法。上班的单位副食品批发公司要死不活，弟媳李华已经下岗，每个月只能领生活费。一家三口要吃喝，要生活，亮亮上学读书和打乒乓球都得花钱，敬文不找点事做怎么办呢？ 王加林说，现在银行基本上不发放信用贷款了。贷款是必须提供担保的，要么房产抵押，要么存单质押，要么信用特别好的单位作保证人。敬文什么担保都没有，贷款根本就批不了。 “你能不能给他当个担保人呢？”红梅老师问。 加林解释说，银行有制度，银行职工是不能为客户提供担保的。 “那能不能用他的房子作抵押呢？” 加林回答，用于抵押的房产必须进行评估，评估要交评估费，还需要较长的时间。还有一个问题，敬文在孝感的房子，评估价根本就到不了五万元，还不知道他有没有房产证。 红梅黔驴技穷，变得哑口无言。良久，她又追问：“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吗？你能不能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为他指条明道儿？想一个行得通的办法呢？” 王加林好半天没有吱声。 方红梅穷追不舍：“他又不是找我们借钱，又不是向我们要钱，只是公事公办地办个贷款而已，而且四十几天就可以还。即使是外人遇到难处找上门来，你也应该想办法帮一下吧？何况他还是你老婆的亲弟弟。” 万不得已，加林只得亮出最后的底牌：“唯一的办法，就是以我的名义贷款，再转借给他使用，但额度不能超过两万元。” 这是银行内部规定，银行正式员工可以申办两万元的信用贷款。 “那就以你的名义先给他贷两万元吧。”方红梅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吩咐道。 王加林再也不好推辞。为了方便今后追索贷款，他提议，贷款以他的名义办理可以，但不能告诉敬文实情。仍然说银行是直接贷给敬文的，他只是担保人。 看到王加林如此谨慎，年轻的读者们可能会吐槽，在心里嘲笑我们的加林主任。不就两万元钱么？收不回又怎么的？还用得着这样？ 这话放在今天说丝毫也不为过，但当时是1994年啊！1994年的两万元钱相当于现在多少钱，这个没办法换算。如果简单地定义两万元钱是多还是少，也难得让大家信服。我们还是来算一笔账吧！ 王加林1982年参加工作时，每月的工资是42元，1992年离开牌坊中学时，每月的工资是84元。十年工资正好翻了一番，年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与国家gdp的增速基本相当。如果取其中间值63元作为他的月平均工资计算，加林老师在牌坊中学工作十年，总共领取薪酬7560元。加上每个月几块钱的课时补助，和担任班主任时每个月5元钱的班主任津贴，他工作十年还没有挣到一万元。也就是说，两万元相当于他和红梅老师参加工作最初十年各项收入的总和。 有了这笔账，大家对王加林近似于惶恐不安的谨慎，大概就可以理解了。 贷款的事情商定之后，夫妻二人站起身准备吃饭。可是，家里的小公主仍然不见踪影。 今天是怎么回事，王彤同学怎么这么晚还不回家呢？ 第九章 王彤同学被老师留在学校里背诵课文了。 他们班的语文老师不知是受到了什么启发，还是受到了什么刺激，这一天突然表现出对工作格外认真负责的精神，要求学生背诵刚刚上完的一篇课文。逐个逐个地背，针过针，线过线，背得一字不差才允许回家。王彤同学今天状态不是很好，试背过两次都没有过关。放学快一个钟头了，她和另外的十几个同学还在教室里叽哩哇啦地朗读。 王彤今年刚满八岁，是花园镇第一小学六年级的学生。 看到这里，大家肯定会感到惊奇和疑惑：八岁读六年级，这不是神童么？她几岁上学啊？学校怎么会收的呢？ 这事说起来有点儿费神，但可以肯定的是，王彤同学绝对不是神童。她过早地进入学校，实属她爸妈的无奈之举。 王加林和方红梅是1985年春天草草完婚的。婚礼的简单与寒酸，一直是留在两个人内心深处的遗憾。别说戒指和婚纱，在十平方米不到的婚房里，甚至看不到一样新家具，婚床是由学校的两张单人床拼在一起组成的。 婚后的日子一如既往的清苦、贫困和艰难。因为营养不良，两位光荣的人民教师骨瘦如柴。身怀六甲的红梅老师，补充营养的主打食品只有筒子骨。三毛钱或四毛钱一根，买回来与萝卜、莲藕或者海带炖在一起，熬出一瓦罐香喷喷的骨头汤。正餐之外的零食，也很少花钱去商店购买，把加林他爸从王李村送来的红苕洗干净蒸熟，装一大筲箕放在碗柜里，饿了就去拿一个。干巴巴的冷红苕虽然味道不错，却难以下咽，经常噎得红梅老师胸闷气短、白眼直翻。 王彤小朋友出生时遭遇难产。从在她妈妈肚子里“大闹天宫”，到被拉出她妈妈的身体，整整花了三天两夜的时间，转了两家医院。这六十多个钟头可把她妈方红梅和她爸王加林整惨罗！ 方红梅产后恢复得很慢，因为分娩时失血太多。当时医生曾建议输血，但因为血浆太贵，加林根本就拿不出那么多钱，结果没有输成。红梅老师出院时，血红蛋白含量远远低于正常数值。 回家坐月子期间，她胃口极差。尽管丈夫王加林想方设法、竭尽全力为她做好吃的，但无论什么美味，她浅尝辄止，从来没有狼吞虎咽过。终于有一天，她昏倒在了学校的女厕所里。 同时如厕的女学生们吓得大呼小叫，后来是校长关玉荣和那位好管闲事的中年女教师搀扶着她，送回家里的。红梅老师醒过来时面色苍白，说自己好象做了一个梦。关校长看到床上枕头边摆放的《中国文学史》、《古代汉语》、《文学概论》等函授教材，叮嘱红梅老师少看书，说坐月子看书对眼睛不好。 红梅老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暑期面授马上就要到了，这一次有三门课程要结业考试，不抓紧时间看书怎么可能通过呢？ 临近暑假，方红梅被检查出患有乳腺炎，接连打了一个多星期的吊针。病还没有好利索，她又得去孝感参加面授学习了。 由于孝感函授学员较多，hb大学在孝感建了一个函授站，暑期面授被安排在孝感城西的孝感教育学院。 妈妈要出门，刚满三个月的小王彤是必须跟着吃奶的，谁带？王加林教毕业班的语文兼班主任，暑假要在牌坊中学给初三学生补课。跟随红梅出门照看小王彤的责任，义不容辞地落在了红梅她妈——王彤她外婆的身上。 方妈妈风尘仆仆地从方湾镇赶到牌坊中学后，又和女儿红梅一起，拎着大包小包，抱着小王彤，从花园镇坐火车前往孝感。 虽然天气酷热，小王彤一路上却睡得很香。 到达教育学院时，函授站辅导员和其他的函授学员都来逗王彤，说她是小学员，应该给她发张学员证。辅导员被她们“祖孙三代读本科”的精神所感动，为她们单独安排了一个宿舍。 看来，我们不必对王彤同学“八岁上小学六年级”感到大惊小怪了，人家的学生生涯是从三个月大开始的咧！ 暑假结束，新学期开始的时候，红梅老师的产假已经结束，她该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来了。夫妻两人要上班，双方的老人来不了，请保姆又请不起，小王彤怎么办？ 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摆在了王加林和方红梅两人的面前，同时也摆在了牌坊中学领导班子的面前。 学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关玉荣、副校长丁仲华、教导主任宁均富、总务主任兼会计邹gz四位校领导专门开会研究，最后达成了这样的共识：鉴于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特殊的家庭情况，在纪律方面对他们网开一面，不强求他们到办公室坐班，只要能够按时到教室上课就行。关校长还叮嘱宁主任，排课程表时，尽量把加林老师与红梅老师错开，至少保证他们有一个人在家看孩子。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大家碰到过这么大度、这么开明、这么有人情味的领导班子么？让我们祝愿这些好人一生平安，如他们的名字那样，尽享“荣华富贵”吧！ 结婚成家之后，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不再分居办公室两头，两人搬到了正对学校大门的第一排校舍，与初一年级两个班的教室相连的教工宿舍。 一通间加半间，一个门进出，有点儿家的味道。后来学校又为他们加盖了一间厨房，厨房阻断了校舍与围墙之间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小院子。从厨房往小院子里面开了一个后门，这个小院子就成了他们家独享的后院。关于这个后院子的故事，那真是既温馨美妙，又悲苦烦恼，让人恋恋不忘啊！后面我们会聊到。 通常情况下，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会有一个人在家里办公，一边备课批改作业，一边看着他们的小宝宝。 加林老师从花园镇买回来一个小摇车，替代农村那种摇动幅度很大的摇篮。小摇车设计得很精巧。主体结构是铁架的，有四个小轮子，能够推着走，上面有能开能收的遮阳篷，中间是由三块活动的木板拼成的小床，小床下面还有一层脚踏板。由于小床与铁架之间是用布连在一起的，小床能够前后左右自由地晃荡，就像吊床或者秋千一样。小摇车的推手上系着五颜六色的气球和风铃，推动小摇车时，气球随风飘动，风铃叮当作响。 开学时王彤刚满五个月。五个月大的小王彤已经开始喜怒哀乐，而且学会了摸爬滚打。一头浓密的黑发，还长出了两颗米粒大小的小乳齿，特别逗人喜爱，也特别好玩。把她放在小摇车里，她总是眼睛忽闪忽闪地随着汽球风铃转，嘴里伊伊呀呀自顾自地说个不停，手里抓着塑料荷花小铃铛，高兴起来了就胡乱摇晃，胖胖的小腿和小脚还有节奏舞动着。闹得大人根本就没办法静下心来工作，加林或红梅只得站起身来，推着女儿去操场上走走，或者直接推到办公室里。 牌坊中学的办公环境是非常宽松的。二十多个教师聚在一间大办公室里办公，大家该干活时干活，活干完了就可以谈笑风生，哼几句歌曲或戏剧，甚至可以把桌上的讲义夹和作业本挪开，杀几盘象棋，或者拎着黑白围棋子对弈。 没有人干预，也没有人觉得不正常，校长主任甚至会站在一旁观战和支招。所以，每次小王彤一出现，她就成了办公室所有教师的开心果，每个人都会过来抱她、逗她、整她。 逢到操场上有班级上体育课，小王彤则会被学生们抢走，她又成了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开心果。有时，她还会被上音乐课的学生抱进教室，伊伊呀呀地跟大家一起学唱歌曲。 当然，这种宽松的环境并非可以毫无顾虑地利用，有的时候还必须有所收敛，特别是当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来学校检查的时候。 接到上级检查的通知，关校长都会提前给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打招呼，让他们做好应急预案，尽量不要让领导们碰到小王彤。 教育局或教育组的领导来检查指导工作时，往往会召开全体教师大会，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是必须同时参加的，小王彤“藏”到哪里？首选自然是学校门房，让门卫老宁照看照看。如果门卫老宁也被通知开会，他们就把小王彤送到部队抽水房，麻烦广广代劳。要是广广出门不在家，那就只剩下最后一招了：把方敬武从教室里喊出来，让他在家里守着外甥女。 这种与上级领导“捉迷藏”的游戏，当时看似刺激，过后想想又是多么的辛酸和无奈啊！ 上班的日子，如果遇到加林老师或者红梅老师出差，特别是红梅老师出门参加面授的时候，牌坊中学就会出现这样的奇观：加林老师一手抱着女儿，一手拿着粉笔站在讲台上授课；或者加林老师讲课时讲台旁边多出了一个睡着小孩的小摇车；如果小摇车里的小孩醒了，发出哭声，就会有学生主动跑过去摇小摇车，或者把小孩抱起来回到座位上听课…… 有时，加林老师一手拿着讲义夹，一手推着小摇车准备去教室上课时，没课的老师会主动要求他把小王彤留下，交给他们照看。这一节课，小王彤就从这个老师的手里传到那个老师的手里，活玩具一般，给整个办公室增添了无限的乐趣。久而久之，有些老师简直离不开小王彤了，没看见她就象缺少什么似的，不逗逗她就解除不了工作的疲劳。小王彤也不认生，哪个抱都要，哪个逗都笑，这个小滑头也挺会笼络人的。 在一大群男女老少教师的循循善诱下，她还学会了不少新东西。小手抓紧又伸开地捏“粑粑儿”，两手食指并合又分开地“重重分”，鼓掌欢迎，抱拳作揖，食指拇指伸成八字，对着大人“叭叭叭”地开枪。老师们叫她“莫打娃”，她偏要举起小手打自己的脑袋瓜子。办公室墙壁上贴有一些教育宣传画，老师们一喊“小姐姐”，她就对着画上的女娃娃头像笑；老师们一喊“小哥哥”，她就与画上的男娃娃头像打招呼。递给她小皮球或者玩具手鼓，更是到了她大显身手的时候，可以把办公室闹翻天。 半岁时，小王彤已经能够喊“爸爸”“妈妈”了，学会了挥手与大人说“再见”，同时也不满足于躺在小摇车里了。加林老师把三块睡板中间的那块拿掉，露出下面的铁踏板，让小王彤站在踏板上。这下她高兴了，双手扶着小摇车的围栏，站在铁踏板上又蹦又跳的。再把小摇车推出去时，她俨然站在敞篷吉普车里检阅部队的首长。 几轮“部队检阅”和校园巡视过后，站在小摇车里的“首长”又不老实了，有时把一只小脚抬到睡板上面来，有时趴在围栏上往外面翻。终于有一天，她翻出了小摇车，一个鲤鱼翻身仰面躺在地面，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半岁的小王彤竟然如此的淘气，加林老师对着小摇车愁眉不展。红梅老师说，干脆把那块脚踏板卸掉，让她直接站在地面，那么高，她就不可能翻出来了。 这真是个好主意！加林老师马上拿来钳子卸掉脚踏板，小摇车中间就成了一口“井”，然后把擦干眼泪的小王彤放进“井”里。没想到，小王彤站在“井”里，扶着围栏竟然推动了小摇车！ 小摇车从办公室的这面墙撞到那面墙，又从那面墙回到这面墙，引得老师们捧腹大笑。小王彤一点儿也不害怕，反而得意洋洋的。加林老师索性连车带人一起抱到操场上。嘿，小王彤如同马戏团的猴子推车一样，在操场上转起圈来了。 就这样，小王彤很快就学会了走路。 能走会跑的小王彤可骄傲了，小脚从早到晚不闲着，整天在校园里到处跑。有时两手同时上下摆动，有时学着大人的样子打着背手，边走边唱着只有她自己才能听懂的歌儿。不过，麻烦事情也跟着来了。 首先是摔跤。摔倒了她就哭，趴在地上耍赖不起来，非要等着大人去抱不可。有时蹲着拉屎拉尿，拉到中途时腿软了，一屁股坐了下去，让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哭笑不得。 再就是到处捞东西。这时大人绝对不能马虎，除了把开水瓶、电插座、切菜刀这些危险物品挪到她够不着的地方外，还得随时注意锁好自行车，防止支起来的后轮转动绞了她的手。眼睛总得盯着她，不能让她离开大人的视线。特别是在厨房里，她有可能伸手去摸滚烫的煤炉子外壳，有可能把手插进满满的一桶冷水里。 以上所说的，可能是为人父母都会遇到的问题。对于小王彤和她的爸爸妈妈来说，这些都算不了什么。他们面临的最大麻烦和考验是：小王彤找不到小朋友玩，没地方上幼儿园。 白天学校上课的时候，小王彤混迹于大人世界，还能勉强对付。放学之后，特别是到了晚上，她就只能如孤魂野鬼般地在校园里游荡。所以一到周末，她就吵着闹着要去花园镇，上街去找小朋友玩。 加林老师只得搬出家里那辆笨重的飞鸽牌自行车，前杠上坐着女儿，后架载着老婆，他当车夫吃力地骑车前往花园镇。 到了镇上，直奔那些比较热闹的地方。花园火车站站前广场、电影院门口的中山街、胜利商场、知青商店、百货大楼……每到一处，只要看到有小朋友，哪怕一个也不认识，小王彤总是喜得手舞足蹈，屁颠屁颠地跑过去找别人玩。哪怕遭遇别人的冷遇，她也不抛弃不放弃，分手时还显得依依不舍的。 红梅老师见此，总是免不了伤心，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儿。 “既然彤儿那么喜欢和小朋友玩，我们干脆把她送去上学吧！”有一天晚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王加林提议说。 “上学？到哪儿上学？”老婆方红梅反问，“周边既没有幼儿园，又没有托儿所。你有时间天天送她去花园镇么？” 王加林回答：“我是说，让她上小学。” “上小学？她才三岁呢，拉屎自己都不会擦屁股。你开什么玩笑！”方红梅觉得丈夫神经不正常，简直是疯了，“再说哪有学校愿意收这么小的娃娃。” 王加林平静地解释，他想这个问题已经好些天了，并不是一时头脑发热。新学期开始后，他想把王彤送到附近的关王村小学去读书，全当是让学校老师帮忙他们照看孩子，也解决了彤彤没有小伙伴玩的问题。 这件事情正式纳入议事日程，并最终得以实施。 关王村小学属牌坊中学的招生学区，学校的教师包括校长主任，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都比较熟悉，所以送王彤去报名时，没有遇到任何障碍。一年级两个班的班主任还抢着要王彤。 就这样，刚满三岁的王彤成了正儿八经的小学生。 牌坊中学与关王村之间是一片稻田，连接两地的只有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杂草丛生，沟沟坎坎。最初几天，小王彤上学放学都是爸爸妈妈接送。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哪个没有课，哪个负责接送孩子，早上送，中午接，下午送，傍晚送，每天往返跑两趟。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王彤主动提出不要大人接送了，说她自己会走。 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自然不放心，坚持再多送一段时间。 小家伙又哭又闹，说别的同学都是自己上学，只有她要爸爸妈妈接送，别人都笑话她了。 加林老师说，别的同学住得近呀，他们就在村子里面，不用走那么远的田埂。你那么小，又没有同伴，一个人在路上碰到坏人怎么办？遇到水牛黄牛怎么办？有时路上还有盘着的水蛇，村口还有狗子呢！ 王彤说她不怕，那条路上走的人多，还有好多大哥哥大姐姐，她都认识。 争来争去，最后达成这样的协议：天气晴好，路好走时，王彤自己上下学；刮风下雨，路不好走时，大人接送。 虽然有了君子协定，加林夫妇还是不放心。有时王彤前脚走了，他们就在后面偷偷地跟着。这种跟踪行为一旦被王彤同学发现，她就哭丧着脸，蹲下身子，或者坐在地上，不往前面走了，非要爸爸妈妈回去不可。 夏季的一个雨天，牌坊中学举行期末考试，加林和红梅老师都有监考任务。到了放学的时间，他们两人都不能去接女儿。 王彤没有等到爸爸妈妈，就自己打着伞，顶风冒雨地往家里走。她穿着一双红色深筒胶鞋，一哧一滑地走在满是泥泞的田间小路上。 走了一半儿的样子，雨更大了，风更猛了，撑着的雨伞被风吹翻了面儿，带着她一起落到了水田里。 雨伞打了几个滚儿，停在一片绿油油的秧苗上。 王彤站在水田里，漂亮的红胶鞋完全被泥巴所掩埋，浑浊的泥水灌进鞋里面，双脚怎么也拔不出来。她艰难地站起身，环视四周，一个人影儿也没有。 雨还在淅沥沥地下着。 王彤同学担心课本被淋湿了，努力地把双肩包从背上取下来，抱在怀里，弯腰抵挡着风雨。 女儿的这个动作，一直深深地印在随后赶来的王加林的脑海中。 当他满眼是泪地跑过去，把女儿从水田里拔出来时，王彤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不住地喊道：“我的书！我的书！我的书打湿了！” 王彤上学后遇到的另一个难题，就是拉屎后不会自己擦屁屁。在家里大便完，她总是翘着屁股等着大人来处理，在学校总不能让同学帮忙干这事吧？拜托一下班主任或者其他女老师？又觉得不太妥当。没有办法，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只能对女儿进行强化培训，教她如何自己解决问题。再就是每天一起床就敦促她大便，尽量减少在学校大便的次数。 王彤读到小学二年级时，本科函授毕业生方红梅从牌坊中学调入xg市第二高级中学，也就是现在的孝北县一中。他们一家人住进了高中的简易宿舍，王彤同学随即也转到了花园镇第一小学。 到花园镇一小报名时，班主任老师觉得王彤年龄那么小，成绩又比较差，建议重新从一年级读起。 王加林坚决不同意。他说，学生只有升级和留级的，哪有“退级”的道理？ 他拍着胸脯向班主任老师保证，王彤的成绩绝对不会拖班级的后腿。回家后，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分工负责，一人辅导孩子的语文，一人辅导孩子的数学。王彤同学还真的慢慢赶上来了，成绩一直维持在全班中等偏上的水平。 今年，花园镇实行学制改革，小学由五年制改为六年制。因为是过渡期，学校规定，四年级的学生可以升五年级，也可以直接读六年级，由家长自愿报名。王彤刚好上完四年级。在决定她是读五年级还是读六年级的问题上，她爸加林和她妈红梅产生了分歧。 红梅老师觉得，王彤年龄太小，应该读五年级，这样一步一步地往上升，既能够保证知识的连贯性，孩子也不至于过于吃力。 加林同志的意见则恰恰相反。他认为老婆是典型的“头发长见识短”，只注意到表面现象，而忽视了最关键、最本质的东西。 他说，六年级全校只有一个班，学生是从四年级好几个班中挑选出来的，这就等于变相办了一个“五年级快班”，又因为这个班担负着小学升初中考试的使命，学校必定投入最强的师资，把六年级作为重点中的重点。彤儿年龄虽小，但有志不在年高，既然成绩不算太差，就应该大胆地让她上！留在五年级，孩子反而不能满负荷运行。固步自封，保守，说不定就会摧折了一棵“少年科技大”的苗子。再说，小学基础知识固然重要，但一个人学习上的进步主要在中学阶段，女孩子成熟较早，早点儿进入中学是有好处的…… 王加林有理有据、慷慨激昂的陈词，使得红梅老师哑口无言。 本来应该读五年级的王彤同学就这样跳级进入了六年级。 由于六年级一年要上完两年的课程，还要挤出时间复习备考，功课拉得很快。王彤同学每天回到家里，完全没有闲着的时候，不是记公式、背课文，就是做作业、写作文。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上厕所也是手捧课本叽哩哇啦的，没有哪一天晚上十点以前能够上床睡觉。 起初，加林同志还天天检查女儿的功课，守着她完成作业。时间一长，也没那份耐心了。特别是感觉比较疲劳，或者工作不顺心的时候，王彤找他求教准倒霉。加林同志要么大声吼叫，骂女儿笨，要么让女儿自己去“动脑筋”，搞不好还会给女儿一巴掌。 于是，王彤就赌气地闩上房门，不吃不喝不搭理大人，或者蒙在被子里号啕大哭，甚至把课本钢笔作业本一扔，倒在客厅里满地打滚。 每逢这种时候，红梅老师便如局外人似的“坐山观虎斗”，不冷不热地冒出一句：“是你要她读六年级的啊……” 加林同志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其实，他也担心自己拔苗助长，欲速不达，耽误了女儿的前程。 王彤本来对动画片和故事书比较迷恋，又善于根据电视或书里的情节，变着花样儿玩各种游戏，加上她性格开朗、活泼好动，是个典型的“假小子”，在小伙伴中极有威信。以往周末，来家里邀她玩的小朋友络绎不绝，银行大院里总能看见她跑进跑出、蹦上跳下的身影，总能听见别人叫着她的名字。但自从上了六年级，她就很少看电视，很少看课外书，户外活动明显减少。在家的时间，十有八九如小老头一般趴在写字台上。 好多次，王彤站在阳台上，羡慕不已地望着院子里龙腾虎跃的小朋友，欣赏着他们的游戏，感受着他们的快乐，脸上露出甜甜的微笑。 见此情景，加林同志心里总是非常难受。尽管他与老婆红梅争吵时，曾义正辞严地指出：“既然望女成凤，就不能怜香惜玉！”但身为人父，哪里又是铁石心肠呢？他有点儿后悔了，但覆水难收，王彤已经不可能回去读五年级了。 他们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 今天又是遇到什么情况了？为什么放学时间过了一个多小时，王彤还没有回家呢？ 加林同志决定去镇一小看看。于是，他拿上自行车钥匙，和老婆打了声招呼，就走出家门，蹬蹬蹬地下楼去了。 路上，加林同志骑着自行车歪歪扭扭地走着，脑子一刻也没有闲着。他在认真反思这些年教育女儿的成败得失。 在养儿育女的问题上，王加林一直遵循着自己的八字方针：存活、安全、开心、自信。存活和安全主要侧重于身体和生理方面，开心和自信则侧重于心理和意志方面。 所谓存活，就是要让孩子吃饱穿暖，不至于饿死或者冻死，给孩子提供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安全，就是要保护好孩子，不让孩子受到伤害。 开心和自信很好理解，就是要让孩子每天都过得开开心心的，遇到艰难险阻，要鼓励他们，增强他们克服困难、走向成功的信心。如果遇到这两者之间发生冲突产生矛盾，加林同志的观点是，开心第一，兼顾自信。他经常这样讲，人不开心，哪儿来的自信？牺牲开心得到的自信，并非出自孩子真实的意愿，所以都是假自信或伪自信。 加林老师的这种奇谈怪论，经常遭到红梅老师的猛烈抨击。至于他出“馊主意”蛊惑女儿作弊，共同欺骗老师的作法，那更是不靠谱，被红梅老师斥之为“不负责任的父亲”。 那还是王彤在关王村小学上一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数学老师布置了一道家庭作业题：练习写数字，从1写到1000。看过这道题目，加林老师心里就犯嘀咕，出的什么狗屁题目呀！刚刚进入学堂的小朋友，写字那么慢，从1写到1000得写到什么时候啊！ 果然，王彤同学那天吃完晚饭就趴在桌子上写，直写到晚上十点钟，也才写到300多。 老爸加林自告奋勇代替她写，她又不同意，说字迹不同，老师看出来是要打板子的。 入夜很深了。看到女儿哈欠连天，写一会儿在桌子上趴一会儿的可怜相，当父亲的动了恻隐之心。身为教师，加林知道老师们布置家庭作业就是为了挤占学生们贪玩的时间，批改作业非常马虎，有时根本不看内容，只是在后面批个日子。 为了帮助王彤快点写完，他出点子让女儿投机取巧，写了346就写447，写了520就写721，中间丢去好多数字。 王彤同学起初也不愿意，还是怕老师打板子。 她爸加林拍着胸脯保证，老师绝对不会发现。 王彤同学因为的确困得不行，难以继续坚持写下去了，也就无奈地采纳了爸爸的建议。 结果，第二天，数学老师在作业本上打了个很大的对号。 哪有当爸爸的这样教孩子完成作业的？不过，这种瞒天过海之举也有失败的时候。 转入花园镇一小的第一个暑假，王彤同学是在外公外婆家度过的。 直到暑假快结束的时候，王加林才去方湾镇把女儿接回家。她浑身晒得黑不溜秋的，两腿满是蚊叮虫咬留下的疤痕。大人看了，煞是心痛。王彤却没事似的，显得快乐无比。津津乐道她在乡下如何和小朋友们做游戏，跳房子，跳皮筋，弹珠子，捉迷藏，踢毽子……如何帮外公干农活，如何到小河里游泳、捉鱼、玩沙子……那兴致勃勃的神情，是在花园镇的日子少有的。如果不是忘记了带暑假作业，她说什么也不愿意在假期结束前回来。 回到家里，王彤同学就马不停蹄地写作业。只讲数量，不讲质量，只讲完成任务，无论是对是错。她每天向爸爸妈妈通报进度，可到了报名的前一天，作业也只完成了三分之二。 晚上，她急得哭了起来，手不停地写着，泪不停地飞着。那伤心的样子，搞得加林红梅一筹莫展，手足无措。 作业又不能代做，花园镇一小的老师同样有用戒尺打学生手掌的嗜好。 已经是银行办公室主任的王加林开始施展自己对数字敏感的优势，劝女儿先睡觉，第二天早上再做。 王彤同学声泪俱下，坚决不肯。说，明天上午就要报名，来不及。 “报名又不只半天，下午报名还不是一样的？” “下午报名也来不及，我还有这么多题目没做完！” 加林主任数了数没做完的题目，非常肯定地说：“来得及来得及。你看，总共还剩二十页，我明天早上五点半喊你起床，到十二点半就有七个钟头，一个钟头做三页，不是轻飘飘的事情？” 王彤同学掐着手指算了算，确信老爸没有骗她，这才答应睡觉。 翌日早晨，望着睡得正香的女儿，王加林怎么也不忍心叫醒她。六点半，他把闹钟往回拨了一个钟头，再才喊王彤。 王彤同学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第一个动作就是看钟点。确定是五点半，便迅速起床，趴在桌子上奋笔疾书。 趁她不注意，加林主任把闹钟又往回调了一个钟头。 到了中午，作业还是没有做完，加林同志的建议遭到女儿机关枪一般的扫射。 亡羊补牢，为了保证下午能按时报名，可怜的加林主任又开始耍弄自己的小聪明，建议王彤把中间没做完的作业撕掉。理由是：那么多学生报名，老师总不是随便翻翻，哪里会认真地去核对？ 王彤不敢。 她爸加林又举出那次完成数字家庭作业的成功案例，蛊惑女儿。 万般无奈，王彤同学只好又听了她爸的。 报名时，王彤一定要老爸陪着她去。父女俩硬着头皮来到了花园一小。 没想到，那天负责报名的老师检查作业时，一页一页看得相当仔细。 花招马上被揭穿了，报名费被扔了出来。老师毫不留情地把王加林这个不负责任的家长教训了一顿。 加林还想解释解释，说几句好话，让老师把名报了。 女儿王彤却拽着他的衣服，一个劲地往外面拉。 出了校园，王彤同学委曲得呜呜地哭了起来。坐在自行车后架上，用拳头直捶她爸的后背：“就是你！就是你出的馊主意！” 在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方面，王加林和方红梅一直感到非常遗憾。他们的女儿没有进过托儿所，没有上过幼儿园，没有参加过任何校外辅导和培优。体育音乐美术方面没有特长，琴棋书画一样也不会。因为读书早，年龄小，从来没有当过班干部。学习成绩平平，期中期末考试很难出类拔萃，维持在中游偏上水平，一直没有评上三好学生，也很少领到哪怕是安慰之类的奖状。 在关王村小学，看到王彤每天上学比较早，老师曾让她管过一段时间教室门钥匙。她高兴得什么似的，自封为“锁长”，要多尽职就有多尽职，有时来不及吃饭，就饿着肚子往学校跑。——这是她迄今为止唯一的“当官”经历。 每次看到别的同学上台领奖，披红戴花，王彤同学该有多么羡慕，该是多么自卑和难受啊！ 今年国庆节前夕，班主任老师告诉学生们，学校准备举办诗歌朗诵比赛，诗歌可以自己写，也可以朗诵别人的作品，但必须适合小学生，号召大家踊跃报名参加。 王彤同学听后，有点儿动心，想借这个机会展示展示自己。 回家后，她就缠着老爸王加林，要求家里的“大作家”写一首诗歌，交给她去学校朗诵。 加林同志似乎也产生了兴趣。他满口答应下来，还大言不惭地夸下海口，要帮助女儿拿回一等奖！ 他冥思苦想，绞尽脑汁地创作了一首题寓言诗，题目为《过河人与小木船》。内容是这样的： 过河人来到岸边， 弯着腰，脸上堆满了笑： “你的品德令人钦佩啊， 最最高尚的小木船！ 你载过了千百万人， 自己却在流水中浮泛。” 木船沉默不语， 让他踩在自己身上， 划到了对岸。 过河人放下桨， 大摇大摆地离开了小船。 “哎，且慢！ 请为我抛锚。 不然，我会被流水冲走， 被大浪掀翻。” 回答是一阵冷笑： “哈哈——哈哈—— 我再也不会过河了， 铺在我面前的道路， 宽广又平坦。 我管你掀翻不掀翻！” 加林同志觉得，这样的作品小学生是完全能够读懂的，里面又有很多对白，易于用惟妙惟肖的语言，来刻画小木船的朴实和过河人忘恩负义的丑恶嘴脸。再加上寓言诗有情节有意境，小学生容易记忆，女儿王彤朗诵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王彤同学把诗歌工工整整地抄在笔记本上，当天就背熟了。普通话读得不标准的地方，还借助字典注上了拼音。 加林同志重操旧业，开始担任女儿的校外辅导老师。训练王彤同学朗诵的快慢、语气的强弱和声调的变化，边示范边讲解，让她体会过河人开始的谄媚、事后的冷酷等感情色彩。 王彤同学模仿得还挺像那么回事儿。 接着，加林同志又教女儿运用面部表情和简单的动作来刻画形象，教她如何出场和退场…… 整整一个星期，父女俩都投入到了诗歌朗诵比赛的准备里。每天晚上，他们都在“小木船”上进入梦乡；早晨一睁开眼，“过河人”又来到了岸边。茶余饭后的休息时间，全部被排练所占用。 诗歌朗诵比赛那天，加林同志比女儿还要紧张，上班完全没有心情。 下班后回到家里，见女儿王彤趴在桌子上写作业，他急切地问：“怎么样？是不是一等奖？” “屁奖！”王彤气呼呼地回答。 “二等奖？” “狗屁奖！什么奖也没得到。”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在骗爸爸。”王加林感到意外，怀疑女儿是在和他开玩笑。 王彤同学突然哭了起来，嘴巴再一次如机关枪开始朝她老爸扫射：“你写的什么狗屁诗歌！你歌颂了什么？赞美了什么？人家朗诵的诗歌，有的歌颂共产党、歌颂祖国、歌颂社会主义，有的赞美学校、赞美老师、赞美好人好事，你却写什么过河人与小木船！别的同学照着稿子读，我还是背诵，他们的普通话也没我的标准，朗诵得不如我有感情，他们反而得了奖……” 加林同志无言以对。见女儿这般伤心，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这个时候他才注意到，这次活动是“迎国庆诗歌朗诵比赛”，他的创作没有紧扣主题，难怪会以失败而告终。 看到女儿不停地哭泣，他的心里也非常难受。唉，当初为什么要夸下海口帮她拿一等奖呢？假如能够告诉女儿，比赛只是为了锻炼自己，而不是为了得奖，重在参与，王彤同学就会用一颗平常心去参加比赛，也许就不至于这么伤心了。因为这次失败的辅导，加林同志自责了好长时间，至今仍然感觉在女儿面前抬不起头来。 回想起那些吃力不讨好、里外不是人的经历，加林一边踩自行车，一边无奈地摇头，感觉爸爸这个角色真是太难当了。 到达花园镇一小大门口，他从自行车上下来，准备去门卫那儿打听打听。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已经看见王彤同学背着双肩包，正从校园里往外面跑。 父女相见，简单地问了一下情况。王彤就敏捷地爬上自行车后架，让爸爸带着她回家。 第十章 赵国栋是在汉川汈汊湖得到钱仲元被抓的消息的。 接到王加林的电话时，他正在这里参加a银行孝感市分行举办的“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培训班”。 在a银行这样的大型商业银行当干部，一年上头会议特别多，各种学习培训也特别多。 赵国栋是县支行行长，市分行的很多会议是非参加不可的。比方，市分行年度工作会议、年中工作会议、每季一次的分支行行长会议。加上很多工作都强调“一把手工程”，诸如存款业务、信贷业务、安全保卫、内部控制等专业工作会议，他也必须参加。每参加一个会议，回到支行就必须传达贯彻会议精神，于是又衍生出一系列的支行会议。更让人瘆得慌的是，参加完上级行召开的会议，往往会带回很多的工作任务和指标，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所以，开会并不是什么好差事。 参加学习培训就不一样了。参加培训学习，只需要带两只耳朵听。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也没关系，因为有印制精美的培训教材，培训结束后，也不会举行结业考试。说白了，培训学习实际上是为大家提供休闲放松、相互交流、增长知识的机会，是银行管理人员享受的一种待遇。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名目繁多的培训班，多半会选择在风景名胜区举办。借学习培训之名，行旅游观光之实。如果参加培训的人数太多，或者廉洁自律的风声太紧，银行也会选择到自办的培训中心举办。当然，这些培训中心往往也是修建在山清水秀、环境优美、空气新鲜的地方，建筑及装修高端、大气、上档次，经营管理及服务水平向星级酒店看齐。a银行孝感市分行自办的培训中心有四个，分别在汉川汈汊湖、广水三潭山庄、云梦红金龙酒店和肖港八汊洼水库。 这次的“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培训班”特邀中南财大一位姓刘的女博士来授课。刘博士年青漂亮，知识渊博，而且经常出国，见多识广，讲的都是欧美商业银行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让参加培训的市分行领导、部门负责人和各支行行长大开眼界。再加上汈汊湖培训中心周到贴心的服务，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让这些行长总经理们都有点儿乐不思蜀了。 汈汊湖培训中心主体建筑在湖心，一栋圆形的三层楼房，包括客房、会议室、娱乐厅和休闲健身房。厨房、餐厅和停车场则建在湖边，湖心建筑与湖边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水上长廊相连。这个培训中心是两年前投入使用的，不算各种设备和用具，仅基础设施投资，就花了三千多万元。 因为置身于汈汊湖，餐桌上的水产品特别丰富。包括乌龟王八、鳝鱼泥鳅、螃蟹虾子在内的各种鱼类自不必说，还是菱角、莲藕、莲子、芦笋、芋头等特色植物。荤素搭配，美味可口。学习之余，大家还能唱卡拉ok、跳舞、下棋、打扑克、搓麻将、游泳、健身，喜欢球类运动的选择更多，乒乓球、羽毛球、篮球、台球都有。 赵国栋基本上没有音乐细胞，运动神经也不是很发达。他喜欢的游戏是打扑克。不过，对带有赌博性质的“斗地主”，他也不感兴趣，他更愿意四个人一起打“拖拉机”，争先恐后地“双升”。午休及晚饭之后，他都会沉醉于这种极具趣味性和竞争性的游戏中。因为没有工作上的压力，培训又无须准备考试，他觉得这样的日子简直就是神仙过的，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心情格外的愉快和惬意。不过，这种美好的时光并没有一直延续下去。培训中途，他接到了支行办公室主任王加林打来的电话，得知副行长钱仲元被县检察院抓走了。 听到这个消息，一向比较沉稳的赵国栋有点儿慌乱，显得手足无措。作为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主要负责人，班子成员出了问题，他是要承担管理责任的。不过，最让他惶恐的，是不知道钱仲元究竟犯了什么事。他担心拔萝卜带泥，把自己也牵扯进去。 遇到这种重大突发事件，国栋行长首先想到的是向市分行领导汇报。他尽最大的努力稳定自己的情绪，开始考虑是直接向市分行一把手何志雄汇报，还是先向分管组织人事工作的副行长王道欣汇报。 何志雄与王道欣一直合不来，两人明争暗斗是市分行系统尽人皆知的秘密。直接向何志雄汇报有越级的嫌疑，毕竟王道欣是孝北县支行的挂点行领导。慎重考虑之后，赵国栋觉得还是先向王道欣汇报比较恰当。 从接到王加林的电话开始，赵国栋就没心思听课了。眼睛望着秀色可餐的刘教授，脑子里想的却全是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事情。 屈指算来，赵国栋到孝北县工作已经有一年半时间。这十八个月，他的人生可以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a银行孝感市分行工作时，无论是作为办事员，还是作为副科长，国栋同志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他性格内向，做事低调，谨小慎微，很少有抛头露面的机会。是孝北县的成立，准确地说，是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组建，把他推上了风口浪尖，送他到了前台。 a银行孝感市分行有一千五百多名干部员工，市分行机关也有四百多号人，行党委偏偏挑中了他担任孝北县支行筹备组组长，其中的偶然性还是挺大的。行领导何志雄和王道欣找他谈话时，自然都是恭维、表扬和鼓励之辞，他听过也就忘了，没有太往心里去。 说实话，对于这样的工作变动，赵国栋喜忧参半。喜的是，多年的副科终于有机会转正。按照惯例，支行正式成立之后，筹备组组长就会转为支行行长。支行行长属正科级，而且是一方诸侯，职务升了，权利大了，事业往前迈进了一大步。忧的是，他已经三十八岁，年近不惑，又要与家人分居两地，生活没有以前方便，难得照顾家庭，特别是正在读初中的儿子，弄不好就会给耽误了。 不过，喜也好，忧也罢，这些主观情绪对岗位调整的结果没有丝毫影响。银行干部和政府官员一样，升降去留，全凭一张纸，个人是无法左右的，除非你辞职滚蛋。 去年五月三十一日——也就是国际儿童节的前一天，a银行孝感市分行在金龙大酒店为选调孝北县工作人员举行了规模盛大、气氛热烈的欢送会。市分行全体行领导、各科室主要负责人、孝南区支行行长和人事股长出席。 因为六名选调人员已经敲定，未在名单之列的同志感觉自己逃过了一劫，情绪因此比较亢奋。大家都争着抢着发言，为六名选调人员加油打气，有的即兴赋诗，有的还现场演唱起了电影《戴手铐的旅客》的主题曲： 送战友，踏征程， 默默无语两眼泪， 耳边响起驼铃声。 路漫漫，雾茫茫， 革命生涯常分手， 一样分别两样情。 战友啊，战友， 亲爱的兄弟！ 当心夜半北风寒， 一路多保重。 应景的歌曲《驼铃》把悲壮的气氛推向高潮。 选调人员赵国栋、孙建伟、王加林、吴涛、夏雨、黄强逐一表态发言，个个情真意切，有的慷慨激昂，有的黯然神伤，但落脚都是“不辜负市分行党委和全行干部员工的殷切期望”。 会后，市分行行长何志雄、副行长王道欣、人事科长欧阳春、孝南区支行行长和人事股长一起，送选调人员赴孝北县上任。六名选调人员胸戴大红花，坐在车身贴有“支援孝北建设，a行一马当先”横幅的丰田面包车上。他们的行李则全部集中在紧随其后的一辆旅游大巴上，旅游大巴后面是市分行和孝南区支行领导的四辆小汽车。 六辆汽车从金龙大酒店门前出发，浩浩荡荡地前往四十公里外的孝北县。那阵式，有点儿象送新兵入伍，更象一支娶亲的队伍。 车队进入花园镇，在花园大桥头的a银行花园办事处门前停下时，早已在门口等候的办事处主任钱仲元、副主任李金林迎了上来。信贷员罗新初和田桂平开始燃放鞭炮，霎时响声震天动地，浓烟四起。 车上的人下车后，开始环视飘着彩旗、悬着条幅、贴着标语、摆满鲜花的办事处营业办公大楼，看到门前摆放的“a银行孝北县支行筹备组”的招牌，大家都争相站到招牌前合影留念。办事处几个年青小伙子则不声不响地登上旅游大巴，开始往下搬运行李。 接下来是一个简短的干部大会。由市分行人事科长欧阳春宣布成立孝北县支行筹备组的决定，以及筹备组成员名单，何志雄行长提工作要求。 会后，所有来送行的领导就打道回府，坐着各自的车辆，各回各单位去了。 短暂的狂热过后，赵国栋开始进入孝北县支行筹备组组长的角色，履行他的岗位职责，承担他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赵国栋的老家在汉川农村。他幼年丧父，是母亲一手把他扶养长大的。他在村里上完初小，就赶上“”。后来虽说读了高小、初中和高中，可因为倡导“开门办学”，在学校里基本上都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还得时不时地东跑西颠地学工和学农。上课也没有正儿八经的课本，都是学校油印的教材，很多就是摘抄的领袖语录和报纸上的社论，所以到高中毕业时，脑子里还是空空荡荡的。 恢复高考制度后，他连续不断地考了三年，终于被孝感地区财贸学校录取。中专毕业后，分配到a银行孝感地区中心支行工作。从普通员工到副主任科员，再到副科长，也算是矮子上楼梯，一步步高升。这次出人意料的提拔，应该是他职业生涯中一次比较重大的岗位调整。 来孝北县之前，赵国栋通过在市档案局工作的老婆介绍，前往孝南区文史档案馆查阅花园镇史料，想提前做点儿功课，了解一下他即将赴任的这个年轻而又陌生的县城情况。 据史料记载，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花园镇一直隶属于孝感县或者后来更名的县级孝感市，并且是辖区内除孝感城关镇以外的第一大镇。 孝感城关镇和花园镇一南一北，形成辖区内南北对峙的两大经济和文化中心。当然，政治上两镇是没有办法抗衡的，孝感城关镇既是县政府所在地，又是地区行署所在地，而花园镇只是乡镇级人民政府所在地，完全没有可比性。 花园镇人在政治上引以为自豪的，就是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湖北省军区1949年5月20日在这里宣告成立。成立大会是在镇北的孙家畈祠堂召开的。会议决定，李先念任湖北，兼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至于湖北省委、省政府、省军区为什么会诞生在花园镇，这是由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决定的。 花园镇地处大别山脉与江汉平原交汇地带，早在春秋时期就是楚国的重要军事堡垒，素有楚北重镇之称，自古就有“占据花园，逐鹿中原”之说。有历史记载的发生在花园镇的大小战役达数十次，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花园镇几乎被日寇摧残得体无完肤。而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军先后三次攻占花园镇。在流经花园镇的瀤河上，至今还残留着被日本飞机炸断的石桥遗迹。 纵贯南北的京广铁路线和107国道恰好从花园镇经过，往北100公里是河南信阳市，往南100公里是湖北武汉市，交通非常便利。这里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驻军部队和武汉铁路局花园技校外，还驻有中国冶勘总局中南局六○四队、鄂东北地质大队、武汉铁路局花园电机厂、湖北储备物资管理局三三八处等单位，外来人口数以万计，比花园镇本地居民还要多。 花园镇工商业起步较早。明清时期，这里就是商贾云集、作坊林立之地。改革开放之后，花园镇逐步形成了化工、建材、纺织、饮食加工、服装、轻工等六大工业支柱产业。赵国栋在市分行信贷科工作期间，经常收到花园镇工商企业报送的贷款申报材料，比如水泥厂、铸管厂、电机厂、化工厂、塑料厂、玻璃厂、丝绸厂等。在他的印象中，花园镇的工业发展情况，比孝感城关镇还要好。 曾经风光无限的花园镇，如今又成了孝北县政府所在地，会不会如鱼得水、如虎添翼，迎来新一轮的快速发展？ 从孝感前往孝北县的路上，赵国栋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憧憬着美好的未来。金融是由经济决定的，只要花园镇经济社会发展前景好，a银行孝北县支行肯定大有希望。 到孝北县正式上班的第一天，赵国栋让秦司机陪着他在花园镇转了转，感觉却不是很好，甚至有些悲观。 花园镇夹在京广铁路与澴河之间，南北长，东西宽，如同被两根长线穿着的长方块。镇上稍微热闹一点的街道，只有东西走向的胜利路和南北走向的中山街。胜利路较短，中山街较长，酷似耶稣受刑的十字架。穿越这个“十字架”的，都是曲里拐弯的小巷子。镇上的建筑以平房为主，而且多是年代久远的老房子。楼房很少，最高的不过四层。街上没有红绿灯，没有交通标志和交通护栏，地面更没有行车标线，车辆和行人都是随随便便、大摇大摆地穿行。到了晚上，为数不多的几处路灯，亮的亮，灭的灭，闪的闪，显得比较昏暗。除了花园火车站门前的大排档和花园电影院周围的麻辣烫，基本上没什么夜生活。 与日新月异、莺歌燕舞、灯红酒绿的孝感城相比，花园镇简直就是乡旮旯！ 赵国栋不由得有些失落。进一步了解了孝北县经济金融方面的数据之后，他的失落又升级为悲观失望，甚至到了心灰意冷的地步。 孝北县金融系统各项存款余额只有13亿元，各项贷款余额只有22亿元，规模小得可怜不说，存贷比率接近170。这与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75”的规定，高出近一百个百分点，资产负债比例失调，属于严重的超负荷运行。全县金融生态环境之差由此可见一斑。 a银行在花园镇有三个营业网点：花园桥头营业室、中心储蓄所和中山街储蓄所，另外在澴河西的中南冶勘六○四队和京广铁路东的驻军部队营房里，设有两个业务代办点。办事处共有六十多名员工，近半数为临时工和代办员。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均为六千多万元，抵不上孝感城区一个中等规模的办事处。全部贷款中，能够正常还本付息的不足两成，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贷款已经逾期，不良贷款率很高，风险呆账贷款超过一千万元。 a银行花园办事处自成立至今，一直处于经营亏损状态，没有哪一年是盈利的。 这种现状，哪一天才是出头之日？究竟还有没有出头的可能？ 有时，赵国栋又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分析面临的困难。乐观地认为，孝北县支行基础差、起点低并不完全是坏事情。因为差距意味着有更大的潜力，更容易做出成绩。正如伟大领袖所说的，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有了这种认识，他又会从颓废中昂首挺胸，感觉自己热血沸腾。于是，咬紧牙关，握紧拳头，憋足一股劲儿，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在孝北县这块红色的热土上，开创一片新天地，成就一番新业绩。 孝北县成立之初，花园镇为数不多的宾馆和旅社被租赁一空。无论是国营的、集体的，还是私人开办的，只要有客房，就会被进驻孝北县的单位长期租赁。象荣昌宾馆、长征旅社、五一旅社、知青旅社这些稍微气派一点的地方，连会议室、歌舞厅都被县直机关作为办公场所了。 有了临时栖身之所的新单位和新机构，当务之急自然是加紧基础设施建设，修建营业办公大楼，修建职工宿舍楼，建立自己的大本营。 孝北县城城区建设的总体规划是：老城区基本维持原貌，不作大的改造，在京广铁路线以东，107国道沿线大约十平方公里的区域，建立一个新城区。 老城区交花园镇管理，新城区由县政府管理。实际上就是撇开花园镇老城，重新建立一座新县城。 规划出台后，最先划定的是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四大家的办公场所，接下来就是县委县政府各部门、各事业单位、公检法机关、各人民团体、企业及金融机构、新闻单位、学校、医院争相抢占那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争夺最好的地盘。 孝北县成立之前，a银行孝感市分行会同花园办事处负责人已经开始了县支行新大楼的选址工作，初步确定在107国道与洪花路交汇的转盘处，十字路口的西南角，与b银行和c银行的县支行隔路相对。 这里无疑是新城区的黄金地段，成为财大气粗的金融机构的首选，也只有他们才能凭实力和面子拿到。 a银行孝北县支行筹备组成立之后，临时在花园大桥头办事处老办公楼上办公。虽然有点挤，比起那些在外面租房办公的单位还是强多了。赵国栋及他领导的团队如果能偏安一偶，在这里安营扎寨，象其他进驻孝北县的新单位和新机构一样，全力以赴推进新办公大楼的建设，后面的许多故事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 可事情偏偏就是那么不凑巧，正在他和筹备组成员商议支行新大楼建设的时候，县政府分管交通的副县长，带着县交通局长和县汽车客运公司总经理来到了a银行，提出了一条节外生枝的要求。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三年前，花园汽车客运公司对花园汽车站进行整体改造，按照“十年不落后”的标准，在胜利路临街修建了一栋四层高、建筑面积四千多平方米的营业办公大楼，把汽车站原有的老房子全部拆除，使得停车场面积扩大了一倍，能够同时停放二十多辆大客车。这项工程耗资三百多万元，其中有两百万元是a银行花园办事处提供的贷款。改造后的汽车站投入使用后，花园汽车客运公司对银行贷款一直拖欠不还，贷款利息也只支付了五个月。到孝北县成立时，这笔应付未付的贷款本息，已经累积到了两百六十多万元，而“十年不落后”的花园汽车站因为位于老城区，又不得不废弃，必须在孝北县新城区修建新的汽车站。 分管交通的副县长、县交通局长和县汽车客运公司总经理来a银行，是商议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他们提出：把老城区“十年不落后”的汽车站全部给a银行，a银行不再找他们索要那两百六十多万元的贷款本息。以物抵债，钱账两清，双方不再有债权债务关系。不过，达成这个协议，他们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a银行把新城区洪花路转盘处的那块地皮转让给县汽车客运公司，客运公司准备在那里修建孝北汽车站。 “地皮给你们了，我们去哪儿建办公大楼？”赵国栋的第一反应落在了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上。 “这个你不用担心！”分管交通的副县长同时分管城建，说话的口气显得牛逼哄哄的，“从洪花路转盘往南往北一公里以外，107国道沿线还有大片的空地，我随便给你们调剂一块就行了。只要你们肯出钱，要多大的面积都行！” 听到这里，赵国栋一时拿不定主意。 花园汽车站那笔贷款早已划归不良，采取以物抵债的方式清收回来肯定是好事。至于抵债的房产和土地到底值多少钱，能否冲销两百六十多万元的贷款本息，有待评估和论证。他感到纠结和为难的是，客运公司要银行准备盖新大楼的地皮。那块地皮是市分行来选定的，就是借十个胆给他赵国栋，他也不敢擅自拍板，轻易转让给出去呀！但简单地拒绝，清收不良贷款的“好事”又有可能泡汤。 于是，他采取了缓兵之计，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表明向市分行汇报之后，再给答复。 把客人送走之后，赵国栋迅速召集钱仲元、孙建伟、李金林三位副组长开会，商议这件突如其来的重大事情。 听过赵国栋的介绍，李金林首先表示反对。他说，县汽车客运公司在这宗交易中“头头占尽”，全部是对他们有利的。概括地讲，至少是一箭三雕：既处置了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没多大价值的老汽车站的房产，又偿还了银行的贷款，还为新汽车站弄到了一块好地皮。 孙建伟考虑得较多的，是支行新大楼的选址问题。他认为副县长提到的那些地方位置太偏，是新城区建设二期或者三期工程才能涉及的区域，未来三年都难得开发到那里去，修建支行新大楼肯定不合适，市分行也不可能同意。 只有钱仲元认为汽车客运公司提出的方案可以考虑。他的理由是：花园汽车站的贷款已经逾期两年多，本息一直收不回来，早已成为坏账。虽说汽车站现在归县汽车客运公司管理，但是县汽车客运公司不可能拿出现金来偿还这些陈年旧账。新官不理旧事，这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事情。所以，不如趁机收回老汽车站的房产和土地，既化解了贷款风险，又完成了市分行下达的不良贷款清收处置任务，还可以得到一大笔奖励。 至于收回的房产和土地如何处理，钱仲元认为，出售估计是不现实的，因为没有哪个单位愿意在老城区买房子，连历史悠久的县一中都准备搬往新城区。所以，收回来的房产和土地，只能是银行留下来自用。目前，支行机关人员都在花园大桥头办公，的确太挤了，也没有县支行的样子。花园汽车站位于胜利路与中山街交汇处，地位位置在老城区是最好的。房子看上去也不错，在老城区也是数一数二的。收回之后，可以简单地装修一下，作为支行过渡使用，一楼做营业室，二楼以上办公，再在大院后面空地上建一栋职工住宅楼。这样的话，全行干部职工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就可以迅速得到改善。 听钱仲元这么一分析，明确提出反对意见的李金林和孙建伟开始动摇。特别是听说可以在大院后面空地上修建职工住宅楼，他们甚至一边倒地向钱仲元倾斜。 “那新大楼的选址问题如何解决？”赵国栋仍然觉得事情有点儿悬，特别是不知道市分行会是什么态度。 钱仲元回答，孝北县新城区建设虽说如火如荼，但真正要繁华起来，起码还得五年时间。五年之后会是什么情形？谁也说不准。所以，支行新大楼究竟选在哪里更好，还值得商榷。a银行可以先在新城区租赁房屋，开办营业网点，保证业务份额不丢失。支行办公大楼建设再从长计议。因为收回来的汽车站装修改造之后，使用五年是没有问题的。至于市分行那里，支行领导班子可以集体去做工作。 就这样，a银行孝北县支行正式筹建的第一次重大决策，赵钱孙李四人达成了一致意见，并最终得到了市分行的支持。 洪花路转盘处那块“黄金宝地”转让给了县汽车客运公司，a银行又斥资108万元，在洪花路转盘以南大约一千五百米的地方，买了三十亩耕地，作为建设新大楼的地方。 老花园汽车站腾退交房之后，支行营业办公楼的装修改造和职工宿舍楼的建设也很快动工，两项工程都由花园镇鼎鼎有名的包工头关金宇承建。 第二年元旦，支行营业办公楼启用，支行机关和营业室从花园大桥头搬到了胜利路。全行干部员工如同过节一般兴高采烈，县人民银行和其他金融同业也都上门祝贺，羡慕不已。 又过了半年，支行职工新宿舍楼落成，一时在孝北县城掀起轩然大波，惹得很多人眼红耳热，心生嫉妒。 人们常说：枪打出头鸟。结果，在贫穷落后的孝北县“率先富起来”的a银行出事了，意气风发、前途无量的副行长钱仲元被检察院抓起来了。值得玩味的是，导致钱仲元阴沟里翻船的，正是老花园汽车站的那宗房产，与支行领导班子做出的第一项重大决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听王加林在电话里说，钱仲元是被包工头关金宇牵扯出来的，赵国栋心里咯噔了一下。他很有些紧张，因为他的屁股也不干净，也曾“笑纳”过关老板的五万元红包。 既然关金宇能够供出钱仲元，会不会同时供出他赵国栋？ 这事真不好说。象关金宇这样的农民企业家，其实就是暴发户，和唯利是图的商人差不多。他们与你打交道，绝无什么感情和信用可言，也别指望他们讲什么哥们义气。把工程他们做，给钱他们赚时，他们可以叫你爷爷，把你当神仙一样供着。一旦钱赚到手了，或者在你身上无利可图了，你就成了他们眼中的路人，陌生得连见了面都“不认识”。如果你有事反过来求他们，爷爷和孙子的位子就得换一换了，他们是爷爷，你连孙子都不如。 钱仲元与关金宇认识十多年了，交情据说是非常不错的，现在都被“出卖”了，你赵国栋与关金宇认识才一年多，又没有特别深的私交，别人凭什么为你保守“秘密”？ 想到这儿，坐在会议厅里听课的赵国栋就感到后脊背发凉，眼睛看着漂亮的刘博士眉飞色舞地演讲，却完全不知道她在讲些什么。 一度让他心花怒放的五万元酬金，现在成了烫手的山芋，更准确地说，成了随时都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如果关金宇把他供出，他辉煌的职业生涯也将和钱仲元一样宣告完结。这是赵国栋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他最担心的。 唉，当初为什么财迷心窍，要收下关金宇的酬金呢？五万元虽然是个不小的数目，但对于他这样的银行行长来说，也的确算不了什么。他每年的工资奖金远远不止这个数，兢兢业业地多工作一年，不是比提心吊胆地收别人五万元钱要安心得多？也安逸得多？自己四十岁不到，离退休还有二十多年。要是现在东窗事发，则有可能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甚至承担刑事责任。工作肯定是保不住了，那损失的可不是五万元，而是五十万元、上百万元，乃至数百万元啊！这笔账自己怎么就没有算过来呢？更重要的是，自己的政治前途没有了，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名誉也臭了，肉体和精神上都将受到摧残和伤害，亲人们也将忍受痛苦…… 收到这五万元钱，赵国栋最初是准备瞒着老婆的。并非他想作为私房钱，而是不愿意老婆和他一起担惊受怕。不过，男人的虚荣和爱炫耀的德性，最后还是让他向老婆如实禀报了。 他老婆知情之后，先是惊讶，又惊又喜的那种表情，既而又有些担心和害怕，因为他们还是第一次收到这么丰厚的大礼，不知道会不会因此惹来麻烦。毕竟，这不是他们劳动所得，也不是他们能够心安理得“笑纳”的。 “这样不妥吧！还是退给别人，别惹出什么事来。”他老婆提议说，不过使用的都是征求意见的口吻。 “能出什么事！”赵国栋不屑一顾，“关金宇是单独一个人把钱送到我宿舍的，又没其他人在场。就算他去告发，我不承认他也没有对证，口说无凭。再说，行贿一样属于犯罪，他不至于愚蠢到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吧！” “万一他身上藏有袖珍摄像头或者微型录音机之类的东西呢？”女人还有是些不放心。 “他有必要那么做吗？工程又不是没有给他做。钱都赚到手了，他只是为了感谢我们，才分给我们一点儿利润。他何必要留那么一手？关老板是场面上混的人，总不至于出尔反尔吧！”赵国栋显得非常自信。 赵夫人静下心来想了想，觉得丈夫的分析还是有道理，内心里已经开始默许了。 她在市档案局当中层干部，也是科长，与赵国栋级别相同。不过，档案局的科级干部与银行的科级干部相比，含金量自然在低得多。五万元对于赵夫人来说，那是很大一笔钱，比她一年的工资还要多。 “太多了吧！万一被别人查出来了呢？”虽然有些动心，赵夫人还是觉得不踏实，“听别人说，受贿三千元以上，检察院就会立案……” “切！五万元要算多，王道欣这些人早就枪毙一百回了。”赵国栋本来是个优柔寡断的人，此时在老婆面前却表现得出奇的果敢，还故意用炫耀的口吻说，“你可能不知道吧！我们市分行的科长副科长、各支行的行长副行长都是明码标价的。要想得到提拔，就必须送钱。正科二十万，副科十万，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是不成文的规矩。王道欣收了这么多年，副处级干部还不是当得好好的！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什么三千元立案！这都是吓唬老百姓，糊弄老实人的。少见多怪！你放一百二十个心吧，把钱收好就行了。” 自担任孝北县支行行长以来，赵国栋似乎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看到了很多以前闻所未闻的风景。其中，让他始料不及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外快和灰色收入明显增多。 孝北县成立之初，县政府各部门和县直各单位接二连三地挂牌，招商引资落户的企业也陆续开业，各种成立大会或开业典礼让赵国栋应接不暇。 每到一处，都是花团锦簇、锣鼓喧天，拉橫幅，扎彩门，燃烟花，放鞭炮，领导致辞，剪彩揭牌。接着到餐馆胡吃海喝，举杯共庆。最后每人带着一份纪念品，各回各家。纪念品五花八门，诸如皮包、皮夹、床单、被罩、景德镇瓷器、报时钟、电子表、旅游鞋、衬衣、水杯、紫砂壶……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小玩艺儿。参加一次活动，就带回一件，赵国栋一般都是扔在新宿舍的小卧房间。时间一长，便堆积如山，稍作整理就如同一家小型超市。这些东西见者有份，价值也不大，算不上行贿受贿，所以，每个人都领得心安理得，有的甚至给没有到场的领导也“讨”上一份。 “开业潮”风平浪静之后，我们的赵国栋行长也和王加林一样，迎来了被别人尊敬、尊重和央求的“烦恼”。 王加林只是副股长，是支行的中层干部，来找他的人就踏破了门槛。而赵国栋乃一行之长，求他的人自然更多，要求他办的事情涉及面也更广。 除了申办贷款和推销物品的以外，请求赵国栋关照最多的，是人事方面的安排。比方，行内员工希望得到提拔，请求调整工作岗位，行外人员希望进入银行，等等。也不管他权力究竟有多大，只要有需求，别人就来找他。这一点，与王加林碰到的情况非常相似。 事实上，a银行一家县级支行的行长，在人事安排方面的权力是极其有限的。 如果是在支行内部调整工作岗位，比方，从一家储蓄所调到另外一家储蓄所，从储蓄所调到支行机关，或者从支行机关的这个股室调到那个股室，赵国栋行长完全有权决定。但是，如果想从支行调往市分行、省分行或者总行，他就无能为力了。即使是从孝北县支行调往其他条件相对较好的支行，他也很难办到。 职务提拔呢？普通员工提副股级干部，副股级干部提正股级干部，赵国栋行长能够决定，但股级干部想再上一步台阶，升职为副科级，或者进入支行领导班子，赵国栋则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比方，这次竞争支行副行级干部的陈清平、罗新初、王加林和张文东四个人，他们的命运实际上是掌握在市分行。当然，赵国栋的建议也很重要，他毕竟是支行一把手，被提拔的人将来是他领导下的班子成员，市分行可能会考虑这个因素。 至于外部人员进银行，我们可以武断地宣称，支行行长赵国栋基本上没有权力决定。 在世人眼里，银行一直是让人羡慕、令人向往的好单位。他们并不关心银行是亏损还是盈利，也不考虑银行的发展潜力和前景。眼见为实，他们只注意到银行的办公场所装璜漂亮，显得富丽堂皇，便认定这样的单位不可能垮掉。他们只听说银行职员的工资高、福利待遇好，方方面面都有保障。——这些就足够了。工作嘛，不就是为了赚钱么？能够拿到更高的薪酬，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思维就是这么简单，人们就是这么实际。因此，只要有机会，大家都是削尖脑袋往银行挤。 已经在银行工作的，他们会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子女、配偶、亲戚六眷也进入银行。这种“近亲繁殖”现象在a银行表现得特别严重。比方孝北县支行，夫妻二人同在银行、父母与子女同在银行、兄弟姐妹同在银行的就有二十多例，涉及员工数量接近支行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 不在银行工作的，当然会找各种关系，疏通各种渠道，寻求各种帮助，努力进入银行工作。他们以为，只要进了银行就是进了保险箱，就能和所有在银行工作的人员一样，领到高工资，享受好待遇。其实，这里存在较大的误区。因为银行员工的身份并不完全一样，其中的名堂还比较多，是很复杂的。 虽然在同一个单位上班，抑或所从事的岗位或者承担的工作完全相同，如果银行核定的身份不一样，所享受到的薪资水平、福利待遇是完全不一样的。 a银行员工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行员、代办员和临时工。行员就是通常说的正式工，是a银行员工的主体，属a银行内部收入最高、待遇最好、工作最稳定的阶层。代办员是a银行内部的二等公民。他们主要从事储蓄、会计、出纳等临柜营业，多为技术性工人，在银行系统举办的点钞、辨别假币、珠算、翻打凭条等业务技能比赛中，往往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做得好的代办员，还有可能担任营业网点负责人，不过，再进一步往上晋升的空间就比较小。临时工则是a银行内部的末等公民。一般为临时性、季节性用工，干一个月领一个月的钱。银行不需要了，或者自己不想干了，就可以随时走人。 在a银行系统，代办员和临时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占比接近四成。这些人承担的是a银行最基础的业务，也是最脏、最累、最辛苦、最繁重的工作，但其收入水平远不及正式行员。如果遇到金融改革或者银行经营战略调整，需要精简机构、裁减人员的时候，代办员和临时工就会成为首选对象。银行根本不考虑这些人的从业经历、技术能力、业务水平、所做贡献，即使你在银行供职几十年了，即使你每年都被银行评为先进，即使你在业务技能比赛中得过总行级的大奖，即使你担任着储蓄所主任等管理职务，只要你不是行员，随时都有可能被银行辞退。 没在银行工作过的人们，哪里知道这些内幕？ a银行孝北县支行成立之后，陆陆续续调进了五十多人，员工总数已经达到一百一十多人。新增人员中，半数为正式行员，半数为临时工或代办员。无论以哪种身份进来的，都必须经过市分行。县支行见到市分行开出的报到证，才能为相关人员办理入职手续。所以，在进人的问题上，支行行长赵国栋只能是被动地接收，并不能主动引入。不过，正如提拔科级干部一样，他有建议权。至于他的建议市分行会不会采纳，则要看市分行领导——特别是分管人事的副行长王道欣同志的心情。 令人遗憾的是，外人并不相信赵国栋手上没有人事权。 一行之长，怎么可能没有招个把人的权力呢？大家都这样认为。于是固执己见地来找他，要他帮忙，求他开恩。无论赵国栋怎么解释，别人都认为是推辞，是开脱，还是坚定不移地给他送烟、送酒、送茶叶、送红包。哪怕是为了争取他的“建议权”，大家也愿意出点儿血。 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节，赵国栋一直呆在孝感，很多人还是跟踪追击地找上他的家门。陈清平带的是两条玉溪烟和两瓶茅台酒，张文东送了五千元现金，罗新初则花了血本，送了整整一万元。三个人都是奔着孝北县支行副行长的位子去的，他们明知道赵国栋拍不了板，还是希望他积极引荐。四个后备干部中，唯独没有见到王加林这个书呆子的身影。 节前节后，孝北县一些与a银行有信贷关系的工商企业，也纷纷登门拜望过银行行长赵国栋。厂长或经理带队，办公室主任或财务人员陪同，塞给他五百元到二千元不等的红包。不收还不行，打架似地推辞都没用，他只能迫不得已地“笑纳”。赵国栋觉得，这都属于正常的礼尚往来。 唯有包工头关金宇，出手就是五万元，自然超出了礼尚往来的范畴。在与老婆认真商量，仔细斟酌之后，赵国栋还是决定，留下这五万元现金。 决定留下钱之后，他们又碰到一个新的难题：如何处置这五大把蓝盈盈的钞票？ 直接存银行肯定不行，因为这个阶段他们夫妻二人的单位都没有发钱，万一将来有个什么，别人可以在银行查到这笔存款，他们没有办法说明来源。放在家里也没有合适的地方，而且存在安全隐患。 赵夫人建议，以他们儿子的名义重新去开立一个户头。赵国栋马上否决了，因为公检法对嫌疑人子女的账户，同样不会放过。最后，他们想到了年过花甲的老母亲。 于是，赵国栋拿着母亲的身份证，去d银行开了一个本外币账户，把五万元人民币全部兑换成美元，以外币的形式存入了银行。 办理完这笔业务，赵国栋同志非常得意：如果不是金融专家和银行行长，他怎么可能想出这种万无一失的防范措施？ 生活往往就是这样富有戏剧性。当初，赵国栋为这笔钱暴露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可谓苦心孤诣。如今，真的到了检验他的聪明才智的时候。关金宇出事了，而且已经牵扯出了钱仲元，如果关老板同时供出了他，我们的赵国栋行长能够抵赖成功么？ 上午的课程结束后，赵国栋在会议厅的出口处拦住了王道欣。 两人步入会议厅对面的一个小房间，都没有坐下，就那么站着开始了交谈。 听过赵国栋的汇报，王道欣同样感到非常震惊。他从身上里摸出一盒“中华”烟，伸到赵国栋面前。 赵国栋连连摆手，没有敢接。 于是他自己抽出了一支，赵国栋马上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为领导点火。 王道欣深深地吸了几口烟之后，对赵国栋说：“这样吧，后面的培训你不用参加了。马上出发回孝北县，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并随时向我汇报。” 赵国栋唯唯诺诺。 与王道欣分手后，他连中饭也顾不上吃了，就赶紧回宿舍收拾东西。 一路走，他还一路拨打着秦司机的bp机。 第十一章 在王李村参加完加林他奶的葬礼，白素珍就和王加林一起到花园镇，从花园火车站乘车返回了河北保定。 这个时候，我们终于知道了加林他妈叫白素珍。这名字听起来似乎耳熟——对了，那个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白蛇传》中修炼千年的蛇妖不就叫白素贞么？就最后一个字同音不同形。加林他妈在王李村时一直随她姑父姓王，叫王素珍，离婚后回白沙镇，她又把自己的名字改了，随生父姓白，一不小心就成了多情的“白蛇娘娘”。 白素珍是一个苦命的女人。她来到这个世界上就不受父母的欢迎，尤其是她母亲，原本满心希望生个儿子的。等到她一岁半，真的有了一个弟弟时，她母亲就不要她了。理由很简单：女娃娃长大了总是要嫁人的，养一场白养。于是，她就被父母送到了王李村，成了姑父和姑妈的养女。 儿时的白素珍曾经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她模样儿长得俊，是王李村的“人尖儿”，加上脑瓜子聪明，在学校里读书成绩好，嘴巴又甜，碰到长辈，总是大伯二婶三姑四婆地叫着。素珍还天生一副好嗓子，唱起歌来又亮又动听，特别是那首“手拿碟儿敲起来”，与电影《洪湖赤卫队》里简直一个样儿，绝了！左邻右舍的乡亲聚在一起吃完饭，总是把碗筷递给她，要她边敲边唱，碗敲破了也不埋怨，仍然兴高采烈地翘起大拇指。还有那首控诉地主欺压穷人的歌曲，如泣如诉，听得村里的姑姑婶婶们泪水涟涟的。 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 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恨。 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涌上我心间， 止不住的辛酸泪，流呀流不尽。 不忘那一年，爹爹病在床， 地主逼他做长工，累得他吐血浆， 瘦得他皮包骨，病得他脸发黄。 地主逼债，地主逼债就象活阎王， 可怜我的爹，悲惨把命丧。 不忘那一年，大雪纷纷下， 地主闯进我的家，狗腿子一大帮， 说我欠他的债，还说我差他的粮。 强盗狠心，强盗狠心抢走了我的娘， 可怜我这孤儿，流浪在四方。 不忘那一年，苦难没有头， 走投无路入虎口，给地主去放牛， 半夜就起身，回来落日头。 地主鞭子，地主鞭子抽得我鲜血流， 可怜我这孤儿，向谁去呼救。 因为养母与生父是亲兄妹，两个家庭关系比较亲密，白素珍偶尔也会去白沙铺。不过，看到的情况却是江河日下，一年不如一年。 素珍的亲生父母喜得贵子之后，又接连生下了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对于这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来说，养儿育女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素珍的生母本来就是一个好吃懒做、贪图享受的女人，看着一大群嗷嗷待哺的孩子和没有本事摆脱贫穷的丈夫，她悲观失望到了极点。 一个月明星稀的深夜，这个狠心的女人偷偷溜出家门，跑到十里之外的陆家山火车站，爬上一辆货车，远走高飞了。 白素珍的生父寻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把老婆找回。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家里经常揭不开锅盖，他完全没有能力养活四个孩子了，也因此丧失了继续生活下去的信心。于是，绝望的他把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逐一送给别人，自己在京广铁路上撞了火车…… 好好的一家人就这样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只留下一栋破旧的无人居住的“鬼屋”。 白素珍离婚后，带着女儿王加花回到白沙铺，这栋“鬼屋”就成了她们母女俩的栖身之所。 这是怎样的三间屋子啊！ 瓦残缺不齐，好多都被打碎，或者被风吹走。泥巴墙已经倾斜，大窟窿小洞的，尤其是门框上的那段，裂开好大一条缝，半边儿下坠，把门框都压歪了，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屋里满是蛛网和扬尘，再就是成堆的老鼠屎和被老鼠扒松的黄土。除了几件破旧的家具和生锈的农具，屋子里什么也没有。 左邻右舍的街坊们这个送个碗，那个送个盆，这个送几斤大米，那个送一瓶菜油，抹着眼泪走进这屋子，然后又叹着气走出这屋子。 素珍她爸生前所在的生产队给她们娘儿俩上了户口，二十岁的白素珍和三岁的小加花开始了她们孤儿寡母的生活。 看到这里，大家心里可能还有几个疑团没有解开：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离婚是非常稀罕的事情，白素珍是如何得以离婚成功的？素珍一岁半就到王李村生活，与她的姑妈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道义上讲，她们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母女关系，就算是坐堂招亲，离婚后她也不应该离开王李村，离开的应该是加林他爸王厚义呀！还有，白素珍离开王李村时，加花三岁，加林一岁，按常理，还没有断奶的加林应该跟随母亲，白素珍带走的为什么是年龄较大的加花呢？ 白素珍能够与王厚义离婚，得力于“四清”工作队的帮助。 “四清”是1963年至1966年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央领导亲自挂帅，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开始是在农村“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来发展为在城市和乡村“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 到王李村组织开展“四清”运动的，是来自武汉的一位女大学生小冯，她正好被安排在王加林家里住宿。小冯当年只有二十四岁，风华正茂，年青气盛，正是疾恶如仇、锄强扶弱的年龄。当她看到比自己还小的白素珍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并且经常遭受王厚义拳打脚踢时，就开始履行“四清”工作队员的职责，主张二人离婚。 于是白素珍结婚时只有十六岁，没有达到法定婚龄，也没有领取结婚证，“离婚”其实很简单。小冯把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的干部召集在一起，又找了几个社员见证，现场宣布“两人终止婚姻关系”，婚就算离了。为消除后患，“四清”工作队同时决定，离婚之后，王厚义必须返回他的老家潜江县总口农场，不得留在王李村生活。 就这样，王厚义净身出户，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了。 但是，“四清”工作队撤走后，王厚义又返回了王李村。他一扑通跪在白素珍的面前，痛哭流涕，赌咒发誓地作保证，从此以后痛改前非，再要打人就不得好死，情真意切，坚决要求与素珍复婚。 伤透了心的白素珍自然没有答应。 王厚义却死乞白赖地不走了，又住进了加林家的老宅。他在厢房里垒了一个土灶，自己开火做饭。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并且恢复了王李村社员的身份。为了复婚，他还迂回着求加林他奶说情。 在王厚义离开的那段日子，家里老的老小的小，连挑担吃水的人都没有，更别说上山砍柴了。加林他奶也尝到了家里没有男劳力的艰难。厚义虽然脾气不好，但毕竟已经与素珍结过婚，而且生了一对儿女，再怎么说，他是孩子的爸爸的事实是改变不了的。何况，有了一次离婚被撵的教训，他脚趾甲踢破了，也会吸取教训，改一改坏脾气的。 祸往开引，婚往拢拉，原配的夫妻说出去也好听一些。加林他奶开始与王厚义结盟，努力奉劝素珍同意破镜重圆。 加林他奶和颜悦色，苦口婆心的劝导，但无论怎么说，素珍就是不点头，反而嘲弄老人家被王厚义收买了。 “我被收买了？我是黄土埋半截的人，死都死得过。我图什么？还不是为了你，为你的儿女着想！” “为我们着想，就不要再提复婚的事了。” “不复婚！你总不能让加花加林成为没老子的娃娃吧？总不能一生都这样，你当有男人的寡妇，厚义做有老婆的光棍吧？” “哪个让他当光棍了？我又没叫他不找人！” “你复婚不复婚，嫁人又不不嫁，占着个茅坑不屙屎，他怎么找人？” “好，我走！我走！我回白沙铺，不碍你们王家人的眼睛！” 一赌气，素珍真的决意离开王李村，回她的出生之地白沙铺了。 当她左手挽着装满衣物的包袱，右手牵着女儿加花走出家门时，加林他奶如梦初醒，追悔莫及。 老人家痛心疾首地号啕大哭，声嘶力竭的极力挽留，但倔强的素珍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 从此，一家人就变成了分居两地的两家人。开始了妈妈思儿子、儿子思妈妈、奶奶想孙女、孙女想奶奶、姐姐念弟弟、弟弟念姐姐、祖孙三代人互相思念和想念的悲惨时光。春夏秋冬，雨雪阴晴，他们经常日夜兼程地奔波于王李村与白沙铺那六十多里的田间小路上。除了精神上的折磨，素珍有时还会遭受王厚义的暴打，忍受皮肉之苦。 至于跟随素珍回白沙铺的，为什么是加花而不是加林，有两种不同版本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加林他奶不让素珍带走她的孙儿，老人家指望着加林将来为王家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看守门户。另一种说法是，素珍主动提出留下儿子，目的是让加林将来继承王家的祖业，让这栋全村首屈一指的厅屋不至于落入外人之手。 不管哪一种说法是真，后来的走向，完全偏离了两个女人的良苦用心。王加林并没有尽到看守门户之责，更没有继承到王家的祖业。 当素珍在白沙铺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的时候，失散多年的大弟弟白大货突然出现在“鬼屋”门口。 姐弟俩确定对方的身份之后，不约而同地哽咽落泪。 白大货已经是个十九岁的小伙子。他是因为与养父母之间产生矛盾，赌气找到白沙铺的。他誓言再也不回养父母家了，就在白沙铺和姐姐一起生活。 白素珍多么高兴啊！十几年姐弟分离，现在终于能够团聚在一起，她能不满心欢喜吗？她真希望另外三个失散的弟弟妹妹也能回到白沙铺，兄弟姐妹五人重新撑起这个破落的家。 素珍腾出靠北的一个房间给大货，她和加华住在靠南的房间。在堂屋的后面，隔开一间厨房，三个人在一口锅里搅稀稠。素珍还帮助大货在生产队里上了户口，姐弟俩一起出工挣工分。 年终结算，他们居然成了余粮户。 日子似乎有了回暖的迹象，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但曙光很快又被乌云遮盖了。白素珍找生产队会计领余粮款时，会计却说大货已经领走了。再去问大货，大货说他打牌输光了。 姐弟俩有了第一次争吵。 尔后，两人就时不时地发生口角和小摩擦。比方，因为大货晚上回家太晚呀，因为大货学会了抽烟呀，因为大货把加花惹哭了呀……看似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其实已经埋下了姐弟反目的种子。 因为大货上过初中，被大队聘为白沙铺小学的民办教师。身份和地位发生变化之后，他不再崇拜和尊敬文化程度比他低的姐姐，更忍受不了素珍的絮叨和对他指手划脚。 当上民办教师不久，大货交上了女朋友。过了两个月，女朋友又意外怀孕。既然生米已经做成熟饭，结婚的事情就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 可是，哪儿来的房子结婚？就那么三间破屋，四个人挤着，结婚象什么样子？将来生了孩子又怎么办？ 女朋友不高兴了。准丈母娘嘴巴子翘得老高。 大货也觉得憋屈：我是家里的长子，理应继承祖业。姐姐是出了嫁的姑娘，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凭什么回来挤占属于我的房子？ 大货心里不痛快，又不好明说，便用行动暗示。有事没事，他就提着毛笔在家里的练习写字。箩筐上写着“白大货”，饭桌和椅子的背面写着“白大货”，扁担上写着“白大货”，水桶外面写着“白大货”。家里凡是能够写字的地方，他都写上自己的大名，以此宣誓“主权”。 素珍看在眼里，自然心知肚明。不过，她还是把大货的行为看成是年幼无知，念在姐弟情分上，不与他计较。 有一天，当素珍去拿家里唯一的脚盆，准备给女儿加花洗澡时，发现脚盆底上也写有毛笔字，不是白大货的名字，而是八个字：只准男用，不得女使！ 血直冲头顶。是可忍，孰不可忍？白素珍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她一脚蹬开大货的房门，指着大货的额头破口大骂。 “搞烦了，老子点一把火，把屋烧了！”大货跳起来回敬道。 素珍气得浑身发抖，七窍生烟，把脚盆抛到了大门外面。脚盆打了几个滚儿，很快就散了架。 姐弟俩自此变得如同仇人一般。同屋进出，却不理不睬。 正赶上“三线”建设工程上马，白素珍找到白沙铺公社领导，非要去陕西支援“三线”建设不可。 公社领导说，“三线”的活特别累，男人干上十天半个月，就叫苦不迭，女人根本吃不消；陕西的生活条件极差，总是吃不饱肚子，粮食贵如金子，有时一个馒头可以换一个老婆。 素珍声泪俱下。说，她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饿，不怕脏，什么活儿都愿意干，也决不会比别人干得差。她还悲泣地诉说着自己的身世，诉说着无立足之地的现状。 公社领导和在场的人都为之感动，同情地摇着头，叹着气。 从孝感来白沙铺检查工作的“三线”工程负责人，破例答应了素珍的要求。 素珍又提出，自己必须带着女儿加花。 在这个问题上，领导们却坚决不同意，而且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开什么玩笑！在陕西的原始森林里开山建铁路，环境那么恶劣，成年人都凶多吉少，小娃娃怎么能去？ 白素珍犯愁了：自己走了，女儿加花怎么办？ 大货肯定是指望不上的。 思来想去，她觉得还是让加花回王李村比较妥当。那里有加林，有加花她奶，有好心的乡亲们。不管怎么讲，加花还是姓王的骨肉。她在王李村生活，不会受歧视，不会被别人的欺负。 就这样，素珍带着加花回到王李村，还主动提出把加花的户口迁移到了王李村。然后，她一个人投身到了“三线”建设的热潮中。 考虑到白素珍是个女同志，又上过高小，有一定的文化基础，领导安排她在民兵师宣传科当广播员，兼做打字工作。 不用去挖山、开石、伐木、筑洞，素珍自然感到庆幸，可要做好播音和打字工作，同样面临严峻的挑战。 每次接到批准广播的稿子，素珍都要认真地温习。不会认的字，就查字典注上汉语拼音，反复地读，反复地念，直到能够熟练地背诵下来为止。打字更是细致活儿，为了熟悉每个铅字的位置，她常常通宵达旦地练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素珍从零起步，用了不到三个月时间，就基本熟悉了工作。无论是播音，还是打字，都干得象模象样，有声有色，经常得到领导的表扬。 工作顺手之后，白素珍又开始思念自己的女儿和儿子。 回家探望是不现实的，接加林和加花来也不可能，她只能忍受着思念的折磨，用书信和眼泪来减轻这种牵挂带来的痛苦。 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素珍就去买了铅笔、作业本、草稿纸和白木耳寄到王李村。领到第二个月工资，她又去买了毛笔、字贴和冰糖寄到王李村。冬天临近时，她还买了几斤毛线，利用晚上休息时间，亲手织成两件毛衣和一件毛裤寄到了王李村…… 每月三十七块五的工资，除去交生产队的二十元副业款，剩下的十七块五，素珍基本上都花在了加花、加林和养母的身上。 “三线”工地的生存环境是非常恶劣的，特别是冬天大雪封山的时候。上山下山只能如螃蟹一般侧着身横向行进，稍不小心，就有可能滑倒，弄不好还会滚进深不见底的山谷。素珍不只一次眼见自己的战友，就这样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她也曾滑倒过，有时得到战友的帮助，有时被参天的古树挡住，最终还是幸运地活了下来，并坚持到铁路建设完工。 陕西工程下马后，孝感民兵师又转移到了宜昌市，参与建设葛洲坝水电站工程项目。因为住在宜昌市，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比较方便，白素珍向领导申请，希望把女儿加花带在身边。 这一次得到了批准。 素珍真是欣喜若狂啊！她马上到附近的部队子弟学校联系，希望能让加花插班上学。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她再才回到王李村。历尽周折，终于把加花带到了宜昌。 素珍继续当广播员和打字员。加花在部队子弟学校里读书，学习成绩也不错。本以为生活从此之后就会逐步稳定下来，但事情却不能如人所愿。没过多久，有关素珍的闲言碎语多了起来，这主要是因为她让加花喊她“姑姑”引起的。 别人说，素珍不让加花喊她“妈妈”，是为了掩盖母女关系，隐瞒自己结过婚的事实，好重新找人。她之所以能当上广播员，是因为与民兵师某位领导不干净。 “算算看，她每月工资三十七块五，向生产队交二十，剩十几块钱，怎么负担母女两个的生活？” “听说她经常给她姑妈寄白木耳和冰糖，给她儿子寄铅笔、笔记本和毛衣呢！” “瞎，她长得那么漂亮，又是个没有男人的小寡妇，弄几个钱还不容易！” …… 听到这些，素珍肺都气炸了。她把被窝行李一卷，找到民兵师师长和政委，非要调到炊事班去喂猪不可。在那里，别人总不会说自己跟猪不干净吧！ 师长和政委哈哈大笑，说她简直就是个孩子。嘴巴长在别人身上，要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好了，何必太当真？ 这事尚未平息，打击又接踵而来。白沙铺民兵营通知素珍，因为她到宜昌后，一直拖欠着生产队的副业款，生产队停发了她的口粮，还要下她的户口…… 素珍真是走投无路。要维持母女两个人的生活，她是不可能按时足额缴纳副业款给生产队的。口粮停发了，她和加花吃什么呀！ 一筹莫展时，加花学校的班主任老师来到了家里。交给素珍三十斤全国粮票，说是附近驻军一个姓马的教导员送给她的。 班主任老师介绍说，马教导员的老婆得癌症死了，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子女。因为老家没有亲人，马教导员既要上班，又要带孩子，难极了。他了解到素珍的情况，希望能够和她一起生活…… 素珍不假思索地拒绝了。她是不会改变独身生活的，世界上的男人让她伤透了心。 几天后，马教导员抱着小儿子找到广播室，向她诉说自己既当爹又当妈的艰辛：大儿子马杰有夜尿失禁的毛病，被子床单几乎天天都要晒；女儿马红刚上小学，缝补浆洗都不会做，全靠他一个人；小儿子马军晚上还要摸着大人的奶睡觉…… 素珍对马教导员的境遇非常同情，尤其可怜那一脸无辜的小马军。那大大的眼睛，红红的脸蛋，多像她的加林啊！可是，二十多年的生活经历教育了素珍，不了解马教导员的性格和为人，她是不会轻易答应的，何况加花又快长成大姑娘了。 马教导员似乎看出了她的心思，没有要求她马上表态，但希望保持联系。即使不能成为夫妻，保持同志间正常的交往也是可以的。 事情就这样搁下来了。 后来，马教导员所在的部队去了河北省迁西县，驻扎在一个叫洒河桥的小镇子上，负责修建“引滦入津”重要工程之一的潘家口水利枢纽工程。 与素珍的几次见面和交谈，让马教导员觉得这个女人是最适合与自己一起生活的，也会当好几个孩子的母亲。他吃了秤砣铁了心，一定要得到白素珍。虽相隔千里，马教导员一直借鸿雁传情，给远在宜昌的白素珍写信，但每次都是有去无回，总也得不到回音。 未必，白素珍对自己完全没有好感？难道她真的准备一直单身生活下去？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和真心，马教导员向部队首长请假，专程去了一趟宜昌。 多年以后，白素珍仍然不明白：自己单身生活的决心怎么会在重新见到马教导员的那一刻土崩瓦解？自己怎么会那么温顺地随马教导员离开宜昌，带着加花远嫁到了河北迁西。 再婚之后，白素珍曾和她的军官丈夫一起，去过一趟白沙铺和王李村。她吃惊地发现，两个地方的老宅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白沙铺那三间破烂不堪、摇摇欲坠的土砖瓦房没有了，变成了一栋漂亮的红砖瓦房；王李村那栋全村首屈一指的厅屋同样没有了，变成了一栋明四间的土砖瓦房。 虽然都是旧貌换新颜，但一个从坏变好、从小变大，另一个却从好变差、从大变小，白素珍见了，心里真是五味杂陈。 白大货结婚成家后，生了一个儿子。作为姐姐，白素珍不计前嫌，向弟弟和弟媳表达了真诚的祝福，还给小舅侄送了礼物。在王李村，白素珍对王厚义毁坏祖业、败光家产的行为忧心忡忡。眼见大屋改小后，多余的两屋子木料，她让儿子加林清点数目，做好登记。又千叮咛万嘱咐，叫加林领着奶奶去孝感公证处公证，把新房的产权和木料的所有权，写在加林的名下。 遗憾的是，王加林当时答应得好好的，事后却并没有照着母亲的话去做。 白素珍返回河北迁西之后，就开始履行相夫教子、充当四个孩子的母亲的职责。一年之后，已入而立之年的她又有了身孕。 虽然家里已经有四个孩子，虽然马教导员一个人的薪水供养六口人已经显得入不敷出，家里时常捉襟见肘，经济拮据，白素珍还是坚持要给老马生一个宝贝，作为他们爱情的结晶和见证。 于是，就有了他们最小的女儿马颖。 当今时下，一对夫妻抚养一个小孩，大家都是叫苦不迭，有的为此伤透了脑筋。可以想见，白素珍和马教导员抚养五个孩子是什么样一种情形。更麻烦的是，这五个孩子是三个不同的家庭组合到一起的，马杰、马红、马军同父同母，马颖与他们同父异母，加花与他们在血缘上没有一点儿关系。一旦孩子之间产生矛盾，如何化解如何平衡，就成了摆在素珍和马教导员面前的最大难题。还有，白素珍一时一记得也放不下她在湖北的儿子加林。 置身于这样的环境，面对这样的现状，一个女人想成为让孩子们都满意的妈妈，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过，饱经磨难和聪明能干的白素珍还是直面挑战，信心满满地踏上了成就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的艰难征程。 马教导员一个人的工资肯定是养不活一家七口人的。为了让孩子们有饭吃、有衣穿，不至于挨饿受冻，白素珍在小女儿马颖蹒跚学步时，就开始到部队办的家属工厂里工作，每月挣三十多元钱的工资贴补家用。因为住的是平房，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小院，别人在小院里裁花种草，她却在自家小院里种菜和养鸡，努力做到鸡蛋和大部分蔬菜不用掏钱到市场上去购买。买菜买水果她也是精打细算，争取让每一分钱发挥最大的效用。比方，她从来不在市场刚开集时去凑热闹，而要等到快散集时，去购买那些最后的剩货，抓住农民小贩们急于回家的心理，提出扫篮儿或者包圆儿，价格自然要便宜许多。 洒河的水时涨时落，日子在平淡无奇和磕磕碰碰中不知不觉过去了八年。 这期间，白素珍家里值得一提的喜事有三桩：一是马教导员晋升为团政委了；二是大儿子马杰技校毕业，在唐山市参加了工作；三是大女儿加花考上了北京农业大学。 1984年，潘家口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竣工，马政委所在的基建工程兵部队陆续撤离。他的工作岗位也发生了变化，调任部队在河北保定开办的一家干部休养所所长。 白素珍一家人这才离开迁西县的山沟沟，欢欢喜喜地搬进了曾经是直隶省会、直隶总督驻地和河北省最早省会的保定市。 这些年来，白素珍一直与湖北的儿子王加林保持着书信联系。加林还利用暑假到河北迁西来玩过两次。 从加林的来信中，素珍得知王厚义再婚，并且正在竭尽全力地生儿子时，引发了她对王李村房产归属的担心。为此，她专门写信向在孝感法律顾问处当律师的小学同学汤正源咨询。 汤律师回信说：根据继承法的规定，配偶、子女、父母同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加林他奶的配偶和父母早已去世，第一顺序继承人只剩下子女。法律上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白素珍是加林他奶从一岁半扶养长大的，属于养女，肯定享有继承权。王厚义虽然是上门女婿，也可以看作是过继的儿子，并且与加林他奶有扶养关系，同样享有继承权。 看过汤正源的信，白素珍愤愤不平。王厚义对加林他奶开口就骂，举手就打，他是在赡养老人么？完全是在虐待老人！他怎么能算“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他凭什么享有对王李村老宅的继承权？ 定居保定市之后，由于马杰在唐山工作，加花在北京读书，家里只剩下三个孩子，而分配给他们的房子又比较宽敞，白素珍与丈夫老马商量：把王李村的养母接到保定市来与他们一起生活，他们负责养老送终。这样，既尽了她作为养女的一片孝心，又消除了王厚义赡养老人的假象，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让王厚义都找不到继承王家老宅的理由。 马政委自然表示支持。 白素珍随即动身回湖北，把加林他奶接到了保定。 老人家到保定没多长时间，就感觉特别不习惯。一生忙碌的她，根本就不适应那种每天坐着吃饭不干活的日子，特别是当马政委端茶送水地侍候她的时候，加林他奶就感觉到不好意思。觉得自己寄人篱下，如同“有米的叫花子”。而心里不舒服的马红和马军，有时背着父母给脸色加林他奶看，对她横眉怒目，甚至有意骂她。老人家于是天天吵着要回湖北。 白素珍好言相劝，软硬兼施地挽留了三个月，最后还是万般无奈地发电报，让王加林来保定把他奶接回湖北了。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加林他奶回去不到两年时间，就喝农药自尽了。 参加完加林他奶的葬礼回到保定，白素珍无时无刻都在想着为养母报仇，为自己雪恨，都在想着如何报复王厚义，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除了参加《民主与法制》刊授班学习，自学法律知识外，她一次又一次地写信，征求汤正源的意见，还和丈夫老马一起到保定市法律顾问处咨询。 律师们一致认为：王厚义虐待加林他奶情节严重，在加林他奶喝农药后还有希望救活时，找借口放弃抢救，故意不作为，属于间接杀害被继承人的行为，他已经丧失了遗产继承权。 素珍提到希望有人帮她打官司，别人都建议她请孝感本地的律师，说这样办案方便一些，取证呀，出庭呀，与法院沟通呀，相对比较便利，也可以节省许多费用。当她进一步问到，打官司最少得花多少钱时，别人开出的数目让她难以接受，心里自然也凉了一截。 “铁定赢的官司，凭什么收这么多钱啊？”白素珍感觉律师行业真是太黑了，她决定自己去打这场官司。 根据律师们提供的意见，结合自己掌握的法律知识，这个小学文化程度的女人，开始自己撰写起诉书，交给字写得比较好的丈夫老马，工工整整地誊抄下来，然后用挂号信寄给孝感的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和政法委。 但是，所有寄出的信件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一个单位理睬和回复。 白素珍非常失望，非常伤心，也非常气愤。她认为公检法这些衙门的官僚习气太严重，也反映出中国的法制建设太不健全了。越是这样，她越不信邪，越是激发了她的斗志，越想打赢这场官司。 素珍誓言，要用实际行动为中国的法制宣传和法律普及工作做出贡献。思来想去，她决定春节休假时回湖北，到孝感的公检法机关面呈诉状，开启她的复仇之旅。因担心春节七天假期不够，她又向自己的工作单位——保定冲剪机床厂递交了请假条，希望领导能批给她一个月的假期。 保定冲剪机床厂是一家生产销售剪板机、折弯机、锅炉、液体贮藏罐等产品的国营企业。白素珍干不了技术活儿，她的工作岗位是自行车看管员，也就是为全厂一百五十多名来上班的职工看管自行车。厂区专门划有一片停放非机动车的区域，每天上班时，看到有职工来停放自行车，白素珍就迎上去，在自行车龙头上挂上一个塑料号牌，同时把另一个相同号码的塑料牌交给停车的职工。到下班时，职工凭塑料牌对号领取自行车。 虽说这项工作没什么技术含量，却特别系人，一时也不能离开，而且责任重大，一辆自行车好几十块钱，甚至一百多块钱，相当于一个工人几个月的工资，弄丢了可不是好玩的。与白素珍倒班的，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媳妇。她们当中一个人有事，另一个人就得从早到晚地守着，连中饭都没办法回家吃。所以，请假之前，素珍还得征求别人的意见，取得别人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倒班的小媳妇答应之后，她再去向分管的保卫科长请假。因为白素珍提出的假期时间太长，超出了保卫科长的审批权限，她还亲自去找了厂长。 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以及时不时不由自主淌下的眼泪，白素珍一路过关斩将，终于在岁末年初之际，把请假的事情搞定了。但是，家里这时又接二连三地出状况。 先是小儿子马军生病，持续不断地高烧，在部队卫生所打了好几天的吊针也不见好转，后来引发丹毒性腿痛，双腿完全不能走路，不得不转到保定市医院，住院治疗了二十三天才基本痊愈。 马军刚出院，小女儿马颖又生病了。舌头上长满了小泡泡，吃东西就疼，好几天都不能进食。 还有二女儿马红，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高中，找工作接连受挫，托了一排的人，零零碎碎花了八十多元钱买东西送礼，还是一直没有着落。后来，一家计算机开发公司来找部队干休所的马所长，提出想租赁干休所闲置的房子办公经营。白素珍听到这个消息，觉得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她怂恿丈夫以权谋私，谈判时把马红进计算机开发公司工作作为租房的先决条件。老实本分、原则性一直很强的马所长觉得这样影响不好，不愿意去提。白素珍于是天天在丈夫耳边唠叨，还蛊惑马红哭着找她爸闹。可怜的马所长被老少两个女人缠得实在没办法，只好脸红耳热，吞吞吐吐地向别人提出了要求。没想到计算机开发公司的经理答应得非常爽快，信誓旦旦地保证，只要能租到部队干休所的房子，他们一定把马红招进公司，让她在办公室里干最轻的活儿，每个月工资一百元。一家人高兴得什么似的，白素珍还得意地嘲笑老马是木鱼脑袋瓜子。就这样，租房协议顺利地签订了，计算机开发公司也搬进了部队干休所的房子里办公，但在招收马红的问题上，他们却变卦了。理由是马红学历太低，又完全不懂计算机开发。白素珍正为这件事情恼火，天天生闷气，明知道被别人耍了，又没有办法找别人理论。这种事情，怎么能够拿到台面上来说嘛！ 真是乱成了一团麻啊！ 大儿子马杰和大女儿加花得知母亲准备去湖北，都写信回来，明确表示不回保定市过春节了。马杰去了他女朋友家里，加花陪男朋友到广州中山大学补习外语，为赴美国留学做准备。 但是，纵有千难万险，哪怕百事缠身，白素珍已是吃了秤砣铁了心，春节期间，她是一定要回湖北的，而且要闹得天翻地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